[摘要]元朝通过分拣儒户,将士人纳入诸色户计的国家管理模式。儒户与地方教育机构——官学和书院的运行结合起来,由学官实行行政管理。士人在得到免役优待的情况下,被赋予参加官学祭祀与讲书、天寿节“告天祝寿”、地方官殿谒等义务。元代士人有固定的社会活动平台,可以得到学田补贴支付的月供,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内部凝聚力增加。元代士人被赋予特殊的根脚,根脚低,仕宦困难。元朝通过规定地方监察官员、地方官到学校参加祭祀、殿谒等方式,促成士人与各级政府的密切交流。国家通过祭祀、讲书等手段,对士人进行政治管控,士人则通过其中的官民交流参与国家治理。元代管理士人的目的是“贵其名而存之”,元代管理士人的模式则是“因俗而治”。元朝对士人采取比较宽松的管理制度,保证了士人的生存条件和文化创新的活力。元代对于士人的管理制度,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国家集权逐步强化的趋势。
[摘要]数字乡村治理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微观治理实践。数字乡村治理以数字技术融合乡村治理情境,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数字乡村治理具有发展阶段差异性,数字情境是透视数字乡村治理实践模式差异的分析视角,通过分析数字乡村治理的情境化特征和差异化机制,研究数字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与技术适配。研究发现,数字乡村治理情境主要包括情境基础、情境逻辑、情境优化三个层面。第一,数字乡村治理情境基础表现为村庄社会结构、村庄发展类型、村民年龄结构的社会基础,它们是数字乡村治理的社会分层形式。第二,数字乡村治理情境逻辑注重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适配性,促使数字技术适配乡村治理基础、村庄治理场景、村民数字能力。第三,数字乡村治理情境优化强调数字技术与村级行政性、生活性治理事务相结合,发挥数字技术的治理价值与作用功能,实现数字简约治理方式和数字治理能力提升。数字乡村治理作为乡村治理转型的发展面向,既要突出数字技术的治理优势,也要重视乡村治理的内在情境,以数字技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因地制宜地推进高质量数字乡村建设。
[摘要]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发的中国人文经济学,是对西方学者提出的经济发展“理想类型”的超越。“第二个结合”下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独特内涵、精神与物质属性,中华文明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构成了中国人文经济学的底色,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追求极限。中西不同文明源头和文化差异对经济发展观及经济发展路径具有迥异影响。中国人文经济学可在分工、规模范围与创新三个维度体现其优势所在,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新解释。
[摘要]政党是现代政治体系的核心主体,是现代政治得以运转的关键机制。在现代政治中活动的政党,离不开因自组织逻辑而产生的政党内生规范,同样也离不开因国家合法律性逻辑而产生的政党外源规制,内生规范与外源规制构成了“政党一法律”关系的基本框架。西方政党政治的实践显示,陷入“规制—自治”的二元对立,政党的自组织逻辑无法展开,其自身也被工具化。与此相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开创的党规之治开辟了“政法协调”的新路径,体现了政党规范的中国逻辑,为政治和法律理论重塑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本体性提供了可能。对此,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研究应该更加关注纯粹外部性和本土性相结合的有解释力的理论观察,将更具本土性的经验上升形成知识体系,以回应理论之间的张力。
[摘要]当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可归结为“主体中心困境”,指向对主体形而上学的否定,以存在主义、现象学等为代表的哲学流派尝试彻底抛弃思维主体,重建人与自然的同构。培根“科学-技术”范畴的实践哲学界定,支撑了笛卡尔以来我思主体的认识论根基;康德实践哲学关于“认知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划分,揭示了认知主体的局限性,但其价值主体归根结底依赖于先验观念论的形而上学预设。在当代哲学的实践哲学转向背景中,萨特、梅洛-庞蒂、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提出的存在、时间的绵延、生活世界、此在等概念,表征实践哲学对人的自我价值和生成性特征的肯定,以及对传统思维主体独断性的扬弃,其根本在于以不同概念重构价值主体。马克思的实践主体在当代依然具有生命力。中国传统哲学以实现理想人格为目的的主体思维方式凸显实践哲学特质,在实践哲学当代转向中,体现出中西哲学对话的理论价值。
[摘要]当代中国的知识转型是全面而深刻的,从国家意识形态到一般日常生活的实用知识,从学术研究到大众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兴起,如何对当代中国的知识转型进行深入研究,亟待提上议事日程。充分利用国内外史学前沿成果,发掘公开和私密文献甚至采用文学材料、网络数据,重视国际因素,在关注传统因素的制约与消解之时,重建制度转型与观念转型的动态过程,进而勾勒人的历史与思想方式转换的历史,有助于深化当代知识转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摘要]城市中国的到来,必然伴随着对城市文化的热议。已然进入主流话语的海派文化,无疑是其中讨论声量最大、成果最多、成就最高的一个。而相关文化产品暴增的同时,研究对象的不确定,研究边界的不明晰,学理深度没有取得显著突破,叙事者多,析理者少,是目前海派文化话语危机的重要成因。笔者试图与20世纪80年代的学人论述接榫,澄清海派文化的属性与时空关系,凝练学人对此议题的最大共识。笔者提出,海派文化是全球化进程中,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相互作用下,中国新生的一种城市生活方式的总和。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重审海派文化的全球性、现代性与城市性,对海派文化发展现状的批判性反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阐释、传播现代中国的城市文化。
[摘要]宅基地制度改革作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要一环,对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以浙江义乌、江西余江以及四川泸县三个典型试点地区中15个村庄为考察对象,运用“诊断—设计—结果”解释框架与原型分析法,剖析其宅基地制度改革共富效应的实现模式与运行机理,明晰不同实现模式的适用情景,并探寻不同模式下共富效应实现的共同因素组合。研究发现:典型试点地区存在“政府引导、市场参与”“村民自组织”和“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三个原型;乡村内生产业优势激活、乡村治理水平提升以及民生基线压实均能促进宅基地制度改革共富效应的实现;政策统筹、人居优化、产业发展等始终是宅基地制度改革共富效应实现的重要机制。据此,宅基地制度改革既要强调因地制宜,又要强化顶层设计,以要素激活驱动共享增长、以秩序重塑带动统筹推进、以资源嵌入强化民生激励,实现共富效应。
[摘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环节。基于江苏省溧阳市的实证研究,系统考察宅基地退出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差异化路径:市民化本质是兼具隐性转型和显性转型的渐进过程。基于村庄客观制度环境,政府、村集体和村集体成员等主体通过行为互动,形成“外缘推力—内生动力”的差异化驱动机制,导致异质化宅基地退出市民化效应。在规划发展村,以“政府审批一集体监督一个体建设”的互动机制,就地新建模式通过改善住房条件和丰富财产收入支持隐性市民化转型;以“政府规划—集体组织—个体参与”的互动机制,跨村迁移模式从优化公共服务和降低购房成本支持隐性市民化转型。在一般村和非规划保留村,以“政府组织一集体协助—个体参与”的互动机制,商品房置换模式促进个体城镇安居落户,支持隐性和显性市民化转型。不同退出模式在财政可持续性、个体负担水平和潜在风险管控存在差异。建议多元维度推进市民化转型,因地制宜构建退出模式,组建高效行动主体互动结构,尊重农业转移人口退出意愿,以优化宅基地退出的市民化效应。
[摘要]当前的主流经济学观点认为,长期以来,美国财政赤字导致美国政府债务过多,需要向外国借债为其预算赤字融资;如果外国拒绝将手中的美元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或减持美国国债,将会严重削弱美元霸权,从而导致美国财政不可持续。从现代货币理论的视角出发,运用资产负债表分析可说明,美国政府支出不受财政约束,只受实际经济资源的制约,即受到通货膨胀的约束。外国拒绝购买美国国债不会影响美国财政支出,也不会危及美元霸权。只要外国愿意对美净出口,美国就可以用手中的美元从世界汲取力量,稳固美元的国际地位。对外国而言,削弱美元霸权的关键在于减少对美净出口。对美国而言,经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的相对衰落将会动摇美元霸权的根基。针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应通过提升财政赤字率和提高工资等措施扩大内需,减少对美净出口,做强国内大循环,推动经济行稳致远。
[摘要]焦点事件是当前触发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形式,在于其能突破传统政府主导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在短期内形成显著與论压力打破政策平衡并加速议程触发,正逐步成为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关键要素。本研究以多源流理论为基础,对其进行本土化修正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焦点事件触发政策议程的理论分析框架,以2014—2022年35个城市焦点事件为研究样本,利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焦点事件触发下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究焦点事件触发政策议程的多组态路径。研究发现,单一溪流难以独立触发议程设置,政策议程的形成依赖于问题流、政策流与政治流的动态耦合,实际上反映出焦点事件触发政策议程过程中政府由压力下的被动应对向共识下的主动触发的转型趋势。基于核心驱动因素的差异,可进一步将政策议程触发模式划分为事件驱动型、“智库—央媒”联动型与公众主导型触发模式。
[摘要]复杂的形势、丰富的实践是思想生成和理论建构的天然源泉。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围绕抗战如何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任务、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等问题笔耕不辍,留下了数十篇经典论著,串联起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脉络。毛泽东抗战论著与抗日工作是双向互动的,故其抗战论著具有预见性、指导性、系统性和建构性等特点。整体性审视毛泽东抗战论著,其文本价值体现在呈现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共产党是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其承载的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精神文化的具象书写,具备丰厚的文化价值;此外,其昭示了一个民族对于和平的坚守,内含丰富的文明意蕴。
[摘要]一直以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都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命题。进入数字时代,数字社群成为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新型共同体。通过持续时间和关系强弱两个维度的交互分析,将数字社群分为四种类型:长期强关系型(投射型)数字社群、长期弱关系型(自发型)数字社群、暂时强关系型(目的型)数字社群和暂时弱关系型(情感型)数字社群。这些数字社群类型具有动态演化的特性,表象逻辑、秩序逻辑和行为逻辑是影响数字社群建构机制的主要因素。数字社群团结的本质是以人为本、以数为媒的身体技术化联结的赛博格团结。
[摘要]分类投放与分类收集对于提升城市垃圾分类水平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少有研究关注社区垃圾分类收集的实际过程。本文以民族志形式叙述北京市A社区2020至2024年垃圾分类实践的历时图景,试图揭示社区垃圾分类中的经济利益分配与分类收集精细化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及各类行动主体的行动逻辑。A社区经历了从重点完善垃圾分类设施到重点试验垃圾分类回收工作模式两个过程,并先后尝试了保洁员轮班、夫妻专职分类员工作模式。基于垃圾分类收益者的视角,具有不同利益分配的工作模式决定了劳动者的微观劳动过程和收益。保洁员轮班模式下的劳动会转化为一种缺乏激励的懈怠劳动,分类回收质量相对较低。夫妻专职分类员的劳动是一种合作、自我监控式的主动劳动输出,垃圾分类回收的效益最高。不同于以社区居委会为中心的教育逻辑和以居民为中心的道德逻辑,以物业公司为中心的市场逻辑决定着社区垃圾分类回收的精细化水平,今后应着力探索生活垃圾的利益分配与分类回收模式。
[摘要]股权代持关系下,有限责任公司隐名股东能否通过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排除名义股东债权人强制执行问题一直备受争议。理顺本问题的裁判路径首先应当明确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要件。依照现行法之规定,判断一权益可否排除强制执行,首先应判断该权利之归属,再判断该权益是否足以排除执行。基于此,本文从对现行法的解释出发,分析隐名股东在不同情境下所享有的权利类型,即当隐名股东享有股权时,除为维护股权交易相对人信赖利益,通常可以排除名义股东债权人的强制执行;当隐名股东享有债权时,则不能排除名义股东债权人的强制执行。
[摘要]目前,个别国家对华发动贸易战、科技战等促使我国亟需开发应对的法律工具。作为我国反制裁规范体系中直接反击外国“实体清单”等不当制裁行为的最新制度设计,我国“不可靠实体清单”是维护国家及经营实体正当发展权益的重要制度。但由于是新事物,该制度存在相关行政行为性质及可救济性不明确等问题。以行政过程论之全面、动态考察的视角进行分析,“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相关行政行为兼具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的复合属性。同时,“不可靠实体清单”相关行政行为亦具有可诉性,应为相关主体正当权益的保障开辟适当的司法救济渠道。通过明确“不可靠实体清单”相关行政行为的复合属性及其可救济性,有助于完善我国反外国制裁规范和体制,更好地发挥其反击外国制裁的功能,也有利于良好营商环境的塑造。
[摘要]“数据赋权”的成立条件应通过目的论路径确定。数据应否赋权需考量双重目标:促进数据生产和分享与最小化制度成本。在此框架下,数据界权策略围绕数据处理者与数据需求者的请求关系展开,具体表现为五类候选策略:无为策略、赋权策略、行为策略及两种披露策略。如果要确定赋权成立条件,则需要识别:当赋权策略相较其他四类策略更能实现上述目标时必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定量分析表明,数据赋权成立的条件仅有五类:其一,当数据处理者具有垄断动机时,作为主产品的数据占比显著较高;其二,数据垄断引致的反公地悲剧效应强度较低;其三,数据处理者通过技术合同等手段实现的事实排他力较弱;其四,数据价值低于制度成本;其五,法官个案识别数据保护必要性的难度较高。研究表明,学界常援引的“数据劳动产品属性”与“数据处理者分享意愿”两因素,并非数据赋权策略的成立条件。
[摘要]从霍克海默区分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经过哈贝马斯重构社会批判的规范性基础,到霍耐特提出谱系学条件下的重构性社会批判,批判理论的自我定位走完了它的逻辑全程。徘徊于强批判与弱批判之间的立场和理论的困局,一方面表明,批判理论内部交往范式与审美范式之间的竞争仍然悬而未决,另一方面则提示,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的相互缠结关系需要一种既更为一贯又更富张力的辩证呈现。
[摘要]《尚书》言“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由此,朱熹提出“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蔡沈亦言“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二者一脉相承,是对《尚书》民本思想的重要发展。然而,朱、蔡师徒在由“民心”而演绎出来的民之所欲的问题上存在某些差异:朱熹讲“民之所欲,皆为致之”,要求统治者去除自己的私欲,满足民之所欲;蔡沈则强调“民生有耳目口鼻爱恶之欲,无主则争且乱”,将民众的感官、情感之欲与争乱联系起来,不仅造成既肯定民心又打压民众的感官、情感之欲的理论上的不一致,而且很可能弱化其所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的重要观点。
[摘要]知识人的左转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遍现象。杨静远的日记,提供了知识人左转的具体案例。从一个具有自由倾向的普通大学生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同路人,杨静远走过的路,似乎并不复杂。亡国的担忧,民众的苦难,对执政者的不信任,引致当年知识界不断左倾。杨静远的左倾,更多是在这种大趋势下的顺流而下。杨静远日记的独特之处在于,她记下了和思想引导者的对话,展现了一个倾向共产党的普通知识人对共产党的期冀、接纳及其间不可避免的疑虑,这可能也是很多走向左翼的知识人的共同心路历程。左转的知识人,普遍具有理想主义的特征,正由于此,国人的苦难在他们心中挥之难去,可以说,他们对中国苦难的承担,是左转的基础性原因。
[摘要]杜诗和敦煌文献在时空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彼此互相提供语言环境、文献环境和文学底色。在语言上,二者都使用源远流长的通用书面语——文言,又使用北方话口语。这种北方话口语实际上是唐代西北方言,它以帝都长安话为基础方言和标准音,在唐帝国具有权威通用地位。在唐玄宗等帝王的倡导和影响下,杜诗和敦煌文献追求清新、实用、趋时的语体和文风。因此,杜诗与敦煌文献已具备文献互证的前提。语音层面,杜诗与敦煌变文可能代表了中唐以后长安为代表的西北方音(同时兼顾洛阳等地的中原音韵)。词汇层面,杜诗使用了不少北方汉语词,与敦煌文献可以互证;杜诗和敦煌文献中有不少疑难词语,亦可以互相观照而求其真义。文字层面,杜诗传本中纷繁复杂的异文,也可以据敦煌文献得其本真。可见,杜诗和敦煌文献在语音、词汇和文字上完全可以互证,杜诗和敦煌文献中的语言文字和文学、史学疑案,也可以相互发明,得其正解。
[摘要]19世纪英国的煤炭能源转型,标志着人类世的开端。既有文学研究忽视了地域小说对于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能源人文”视阈下,19世纪英国地域小说在此方面的独特贡献体现在以下四点。一是对“农业物流模式”的辩证审视:一方面,展示蒸汽驱动的农业基础设施如何促进空间联通和贸易畅通,为乡村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将人类叙事置于地质深度时间的视角中,促使读者关注煤炭使用对于气候变化的累积效应。二是聚焦矿产开采区的情感地理,表达对过度开采、资源枯竭和不可持续的担忧。三是作为文学档案,记录和揭露了英国对全球气候变化负有的历史责任。四是通过聚焦地方尺度的生态系统,让读者沉浸式体验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相互依存,展开地球尺度的生态共同体想象。19世纪地域小说以文学形式进行的思想实验和伦理实践,对于今天我们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