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数字经济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背景下,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培育已成为我国激发数据要素潜能、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作为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的关键进阶,全国一体化是数据市场从分散化、碎片化向系统化、集成化转变的必然结果。其核心在于打破地域分割、行业壁垒与主体垄断,通过构建统一规则、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完善治理体系,实现数据要素的跨域流通与高质量市场化配置。然而,当前仍面临数据产权界定模糊阻碍市场培育进程、数据安全保障不足侵蚀市场信任、区域数据基建不均衡制约市场协同发展以及数据流通规则冲突催生市场交易壁垒等问题。未来应明晰数据产权归属、健全数据安全体系、统筹区域基建发展、统一数据流通规则,通过筑牢市场培育基础、重塑市场信任根基、助力市场均衡布局、破除市场交易壁垒,推动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高质量健康发展。
[摘要]在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与复杂背景下,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对于维护经济体系韧性、支持经济行稳致远意义重大。基于产业链不同环节,从自主能力、可控能力、竞争能力三个维度构建中国战略性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价指标,选取半导体产业为典型案例,对2015—2023年我国战略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进行定量测算和综合评估。结果显示:在自主能力方面,我国创新能力和专利产出进步显著,但依然对国外产品具有较高依赖性,尤其是在上游环节领域;在可控能力方面,我国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在上游环节的产品来源集中度最高,中游环节次之,下游环节最低;在竞争能力方面,我国半导体龙头企业盈利能力不断增强,且中游环节的贸易竞争能力高于下游和上游环节。因此,应强化上游自主研发能力,优化中低端市场战略布局;增强供应链弹性与协同水平,提升产业链整体可控能力;推动产业链高质量协同发展,培育全球竞争优势。
[摘要]在中国经济逐步转向依托内需驱动的大背景下,从市政功能、社会福祉、信息建设与生态绩效四个维度协同推进城市更新,是优化消费环境、激发消费意愿的重要路径。基于2014—2022年的市际面板数据,定量测度城市更新水平,实证检验其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借由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与生态韧性增强三个机制,城市更新呈现出对居民消费率的显著促进作用,且具备明显的空间溢出性。同时,该效应呈倒“U”型分布,在处于城市更新初期阶段的城市,或是中部地区、2018年之前、地形起伏度高的城市更显著。从城市更新各维度上看,市政功能的优化会逐渐达到收益饱和,而社会福祉、信息建设和生态绩效的改善则具有更强的递增效应。
[摘要]现代化是思维方式理性化、生活方式现实化和社会结构平民化的系统并行过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应对现代化的态度是接受、拒斥与重塑。接受——现代化所具有的一般特质:理性化、现实化、平民化。拒斥——资本主义现代化以工具理性、个体异质和资本逻辑,牺牲平等、反噬自由。重塑——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我意识的思维方式、以“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的生活方式、以“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结构,开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
[摘要]当前,中国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乡村发展的不充分,城乡融合成为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由之路。城乡发展不平衡集中体现为空间权力关系与空间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其核心表现为城乡空间权利的非均衡配置。面对城乡融合发展中存在的空间资源非正义分配、空间权益非正义赋予、空间要素非正义流动、空间结构非正义生产,必须要在尊重城乡空间差异的基础上,平等赋予城乡空间及其内部主体相应的空间存在权、空间身份权、空间发展权和空间治理权,形成以空间权利推进空间正义的治理之道。
【主持人语】今年(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中国抗日战争,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定名,反映的是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的英勇抵抗,也是对这场战争正确、科学的定性,向为中国人所熟知,并已积淀为全体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永恒的历史记忆。其实,作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实为一体两面,以日本为主体的定名,就应是日本侵华战争,这同样是对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对外侵略战争正确、科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实行的一系列对华俘虏政策及其虐俘、杀俘罪行,实际上是其近代以来畸形发展军事近代化、提倡错误俘虏观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日方曾利用“事变不是战争”“不承认国民政府”等借口切断了中国俘虏从“军令俘虏”向“军政俘虏”转变的通道,使之无法得到国际法的保护并遭到残忍的虐待与屠杀。而到了太平洋战争期间,在正式宣战的状态下,日方重新采用阳奉阴违、言行不一的手法,在表面上整备出了俘虏制度,使之看上去像是在按照国际法行事,实际上却依然延续着以往的反人道罪行,体现出了浓厚的虚伪性。可以说应该对近代日本的俘虏政策,进行彻底的反思与批判。
[摘要]生态文化是自然劳动与人类劳动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及其物质载体,是历史文明积淀的智慧,也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结晶,更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发展的不竭动力,具有意义重大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根植于生态文化的无形性、主观性、地方性及公共性特质,其价值转化面临资源活化滞缓、传播链路梗阻、经济效能释放不足等现实困境。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重构了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通过激活要素、连通生产、跨域传递、治理反哺,推动生态文化资源向产业升级、产品创新与价值涌现演进,为潜在文化价值的显化、增值及绿色经济增益开辟了转化通道。新的“数字-社会生态系统”(D-SES)框架诠释了数字技术作用于生态文化价值发现、创造、传递和获取的内在逻辑,揭示了以数字基座建设、数字协作、数字创新、数字融合引领产业升维从而实现价值跃迁的关键进路,展示了生态文化擎领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的可期未来。需要警惕的是,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应建立数字技术扩张的约束机制,防范数字化盲从、技术异化陷阱与数字鸿沟风险。
[摘要]从数据孤岛迈向数据共享,已经成为“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发展的顶层设计所确定的基本方向。“健康中国”战略相关的法律与政策等顶层设计都明确指出,健康医疗领域“数据孤岛”问题的治理,必须采取保护与利用平衡的基本策略。但在现行法律下,保护与利用平衡治理策略的实施要面对权利保护缺陷和利用发展障碍的双重法律困境。下一步应当通过构建动态兼容的数据权属界分体系、技术赋能的数据交换信任体系、多措并举的数据标准规范体系和广泛参与的数据共享治理框架等推进和保障健康医疗大数据治理体系的完善。
[摘要]数智化浪潮引发基层党组织该如何重构社区应急治理体系以有效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冲击的现实拷问。既有研究虽然从党建引领、技术赋能视角深化了这一研究议题的理论探讨,但两者逻辑关系的割裂既弱化了基层党组织的角色定位,也忽视了数智时代背景下独特的治理场景。依托统合治理理论和“五治统合”社区应急治理体系思考所建构的技术统合分析框架,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理论认识。依循该理论框架,基层党组织以政治引领为核心,融合德治、自治、法治、智治,有效激活社区应急治理体系,并通过运用数智技术增强“五治统合”的应急治理效能,从而形成技术统合的机理图式和实践路径。相比于传统的社区应急管理模式,技术统合实现了基层应急治理理念、结构、方式、目标的显著性转变,深化了基层应急治理的理论认识。
[摘要]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呈现鲜明对比。制度竞争是国家之间最根本的竞争,中西方民主差异化的治乱格局本质上就是一种制度竞争表现。现代国家制度的创制与设计表明,民主深植于国家制度设置之中,内嵌于国家制度构建的方方面面。从国家制度看,两种民主模式在制度性质、制度结构、制度参与、制度能力等方面呈现出显著差异。以资本至上为价值取向,以资产阶级内部分权制衡为运行结构,以民主选举为主要参与机制的西方式民主,其国家制度的治理效能愈发式微。而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原则,依循人民当家作主的运行结构以及全过程政治参与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其国家制度的治理效能愈发显著。中西方民主的差异化,源自中西方在国家制度构建过程中对民主的理解和认知差异。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在国家制度设计和构建的多个维度均彰显了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创新超越,打破了西方民主中心论与民主原教旨主义,为世界贡献民主政治的中国方案。
[摘要]20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学家确立了网络社会概念,并从信息主义等角度对网络社会展开了深入研究,网络社会建设这一概念就是受其影响而在中国生发出来的。中国30年来的网络社会建设,无论是网络社会的基础构建还是网络社会的社会建设,都取得重大进展和重要成就,对这些进展和成就加以梳理总结很有必要。中国网络社会建设按其建设内容重点的不同可以区分为两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即网络社会的基础构建和网络社会的社会建设,它们在管理上分属于不同部门。中国业将网络社会的基础构建与网络社会的社会建设结合起来,做到统一规划、协同推进、协调发展,以朝着网络社会两建协调的方向迈进,切实建设网络强国,为中国式信息化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重要贡献。
[摘要]伦理取向限制了家庭转型研究的视野。现代性力量推动了家庭关系的情感转向,情感逐渐突破伦理的约束和引导,成为建构农民家庭生活秩序的重要因素。家庭关系中的伦理边界和制度边界是情感实践的基础,通过限制伦理的运作范围而释放了家庭成员的个体性和能动性,扩展了情感互动的自主空间。具体而言,在家庭关系的纵向维度,情感互动将结构化和仪式化的代际关系还原为亲子关系,进而基于亲子一体的情感纽带增进了代际团结;在横向维度,情感互动驱动婚姻关系与家庭关系的分离,进而以灵活的离婚策略和再婚策略调节脆弱化的夫妻关系,而亲子一体的情感纽带是婚姻策略运作的前提和保证。可见,“亲子一体”的情感联结以不同的方式塑造了富有韧性的家庭生活秩序,包容了家庭成员个体化、异质化、私人化的生活逻辑,是中国农民家庭稳健转型的重要支撑。
[摘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通过资源下乡、服务下乡和数字下乡推动乡村治理迈向精细化,实现对传统粗放式治理模式的超越。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精细化转向提供了基础支撑,通过推动乡村治理平台化、治理事务清晰化、治理流程标准化与多元治理主体联动,重塑乡村数字化治理体系,促进乡村社会精准治理和精细化服务能力提升。乡村社会精细化治理效能,受到基层治理体制与乡村社会基础的双重影响,政府科层管理逻辑与技术理性的结合,强化了乡村治理体制刚性,带来基层治理体制、精细化治理方式与复杂性社会基础之间的适配难题。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技术赋能乡村社会治理精细化转向,需要发挥基层政权组织统筹功能,释放乡村治理自主性空间,提升治理技术、基层治理体制与乡村社会基础的适配性。
[摘要]担保物权有三种立法模式:结构功能主义、结构形式主义和结构一元主义。为顺应担保物权“规范一元”立法潮流,在“结构形式主义”模式不变的情况下,《民法典》对动产担保物权实施了“结构功能主义”立法完善。但终因“结构形式主义”的羁绊,致使该“结构功能主义”立法完善陷入了某些“规范纠结”:“债物未分”的“规范纠结”,即将“其他具有担保物权功能的权利”,表述为“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空乏规范”的“规范纠结”,即对新增动产担保物权类型不仅没有给足其应有的规范,且所给规范内容表述不一;以及“反向准用”的“规范纠结”,即增设了与高效且惯用的“类规范主动准用规范”反向的“个规范被动准用规范”等。《民法典》动产担保物权立法中出现的“规范纠结”,对动产担保物权法的司法解释和动产担保物权的“规范一元”立法完善,提出了新要求。
[摘要]随着国家对金融安全、金融公平和金融独立需求的增加,制定一部金融领域的基本法是当前金融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我国《金融稳定法(草案)》率先进入公众视野,并于新近进行了二次审议。金融领域习惯于使用一种更加简洁、非法律的“原创语言”描述金融活动,其缺少关于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描述。由于法律和金融之间存在这种固有的间隙,在推进金融立法的过程中,用以描述金融现象的话语体系未能完成向法律表达的转化,这导致立法难以实现对金融领域一般性、全局性和可操作性的规制目标。受制于此种现象,在当前《金融稳定法(草案)》文本中,出现了权利义务模糊、程序性规定不足、新增制度与既有法律部门冲突等问题,这些都和立法过度倚重金融术语有密切联系。因此,未来立法应明确各类金融风险处置工具的法律效果和程序规则,从金融主体、金融行为、金融制裁和金融政策角度推动“金融术语”向“法律制度”转化,最终实现金融服务实体、法律和金融良性互动的目标。
[摘要]在孔子是否具有平等观念的问题上,学界存在着截然对立的两类观点。事实上,根据孔子的人性论和社会正义论,孔子既具有某种平等观念,也具有某种等级观念,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张力,但本质上并非矛盾关系,倒是一种蕴涵关系。这是因为:孔子的等级观念集中在社会等级,主要是古代社会的家庭伦理等级和政治地位等级;其平等观念集中在超越时代的人性平等,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人格平等。两者并不在同一个观念层级。孔子的社会正义论有两条基本的正义原则:根据其正当性原则,应当在社会生活中贯彻“泛爱”的平等精神;然而根据其适宜性原则,这种“泛爱”精神在不同历史时代的不同生活方式下有其不同的实现程度,即社会平等表现为一个渐次展开的进步过程。因此,在现代社会生活方式下,孔子的人性平等观念必然合乎逻辑地导出社会平等观念。
[摘要]苏伯衡师承金华朱子学,又自觉接续眉山苏学,朱子学与苏学两条学脉汇聚其身。苏伯衡思想的主调是朱子学,他发扬了朱、黄、何、王、金、许一系的道统,主张“理气不二”又以“理”为枢纽。他最有创见的心性论,则以“中谷”论心,把公平广大之心作为天地人三极的主宰、诸善之根;他还以仁、义、礼、智为内涵的“太素”论天地之性,践行少思、寡欲、主静、养气的修养工夫。不可否认,“虚谷、太素、主静、寡欲、无知无欲”等名词明显有道家色彩,这与苏学浓厚的佛道因子不无关系。苏伯衡的理学思想,是金华朱子学和眉山苏学创造性结合的产物,在宋元理学史上有独特的意义。
[摘要]梁启超清末以“独夫帝国”“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为核心概念,系统阐释了“国家”的三阶段演变进程,力主以“民族主义”为主要目标,试图引导全体国人以“新民”身份,养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族主义”,以抵御进入“民族帝国主义”阶段的列强。这一学说与“新民说”互为表里,借助报章这一新媒介在温州、苏州的“公共空间”中传播,深刻影响了地方社会读书人的知识转型进程,但在“官力”主导的文教场域中,经历了由受压制到逐步放开的过程。对上述面相的考察可为进一步认知晚清“中国政治思考过程”中出现的“关键性转折”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视角,也有助于推进对晚清趋新读书人知识转型进程的认识。
[摘要]具体乌托邦理论是由20世纪德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恩斯特·布洛赫提出来的。他将虚无的乌托邦具体化为可以经由充满希望驱动的人类实践活动通达的美好境地。南斯拉夫实践派学者扎戈卡·哥鲁波维奇演绎了在具体乌托邦精神旨意导引下对文艺创作路径的积极思考,而她这份被嵌入20世纪南斯拉夫具体历史境遇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和被置于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视域中的文艺创作路径探讨,必然会比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例证更能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带来启发。
[摘要]“烟水迷离之致”是况周颐所极力提倡的词学审美范畴,况氏明确其为具有家法性质的“口诀”要领。“烟水迷离之致”指词体所呈现的特殊审美意境:隐约模糊,亦真亦幻,强调含蓄的艺术效果,旨在增强审美的层次感。“烟水迷离之致”是常州词派“意内言外”“寄托出入”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且与王国维以“真”为特质的“境界”形成两种对立范式,在清末民初词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最迟从散文《处暑》(2016)开始,四川作家蒋蓝从专擅文史的“名物写作”向关注天地的“自然写作”转变,并在《成都传》(2021)中锤炼出独特的“风物记”文体。蒋蓝为非虚构写作拓展了生机勃勃的自然维度,他的非虚构自然写作既借鉴英美自然书写,更在此基础上将其与中华博物文化传统、名物写作、物候书写进行有机嫁接,试图创造一种中国特色的非虚构文学样式。蒋蓝的非虚构自然写作也是当代非虚构写作发展探索的必然结果。在《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以及最新的非虚构写作实践中,自然书写均是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界呼唤构建“中国非虚构写作话语体系”的语境下,非虚构写作中的“自然书写”应该得到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