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技术、产业与金融的良性循环是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技术—产业—金融协同演进的理论框架,系统探讨三者协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制和路径。研究发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技术、产业与金融三者形成新的互动范式,其非线性、动态性与协同演进特征对传统金融体系的适配性提出根本性挑战。传统金融体系在跨周期资源配置、创新主体培育与风险分散等维度难以满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亟须形成以技术驱动产业、产业吸引金融、金融反哺技术的良性循环。以科技金融为牵引,实现技术、产业、金融的适配性是化解传统金融服务同新质生产力发展矛盾的重要抓手,能够通过资源集聚、主体培育与风险分散三重效应突破传统金融的路径依赖,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实践路径层面,以科技金融的投融资、资源配置、孵化成长、价值实现、风险管理五大核心功能为载体,破解技术—产业—金融深度融合障碍,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新型科技金融支持体系的协同发展格局提供基础性支撑。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质态的跃迁,需要建立在坚实的微观基础之上。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既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中坚力量,又是新质生产力发挥作用和实现价值的主要阵地。通过梳理国有企业推动科技创新的思想观念,从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理论视角出发,认为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是在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基础上而产生的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肩负着引领科技进步的社会责任和崇高使命。回顾国有企业从技术引进平台向自主研发策源地转变的历史过程,国有企业在规模效应、管理体系、资源整合能力等方面的优势,能够降低科技创新带来的风险成本,提高产业链的运行效率。国有企业应当在宏观层面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中观层面加强总体统筹,增强产业链内部的协同力度;在微观层面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激发人才创造活力。通过三个层面的共同突破,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促进先进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
摘要:尽管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申和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思想,但是要对“两个毫不动摇”思想作出令人信服的学理论证依然是一个难题。从理论上看,市场经济具有动态效率,要求必须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而自发的市场经济具有的内生缺陷客观上要求必须发展公有制经济;从历史演化看,随着在计划经济中注入市场因素,非公有制经济逐渐成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逐步被纳入基本经济制度;从实践上看,在新的历史时期,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依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任务。公有制经济作为顶梁柱的地位不容动摇,已经踏上中国式企业治理现代化快车的国有企业将发挥更大作用,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生力军的作用不可低估,民营企业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进和开拓中国式现代化,依然要求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摘要:作为当代科技发展的前沿成果,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最大特点是它可以自主地生成全新的东西,具有了类似人类的“创造性、能动性”的能力特点,这不仅和人的劳动过程十分相似,而且似乎在直观上消解了人的不可替代性。由此引发思考: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创造价值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否已经不再适用?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等相关理论解释一个典型案例,以小见大,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本质,进而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创造价值以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失效与否。研究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人脑的延伸,是依旧处于“物的范围”的高级技术,可以进行价值转移,但是无法创造价值,所谓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失效也只是技术幻象和理论误读。人类劳动依旧“在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也并没有“失灵”,依然是需要我们坚持和发展的科学理论。
摘要:不能把价值增殖与价值(或货币)的单纯量的增加混为一谈。二者虽然都表现为价值量的增多,但一方面,价值增殖基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自的。因此,不能把资本的增殖性和剥削性分割开来。另一方面,无论在个体私有经济还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由于不存在剥削关系,所以既不存在价值增殖,更不存在仅仅具有增殖性而不具有剥削性的所谓公有资本,尽管存在着价值(或货币)的单纯量的增加。社会主义需要利用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和资本关系发展生产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商品、市场和资本可以内生于公有制经济。由此造成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层面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的并存和基于市场机制的竞争,而非“制度”层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和资本的内在联系和有机统一。同样,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实行股份制旨在吸收和借鉴资本的文明面,发挥其在发展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而非把公有制经济变性为资本经济,把公有制经济不同形式中作为货币的货币变性为作为资本的货币,产生所谓的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只有立足于马克思的资本观,才能真正看清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进程并有效应对各种困难、问题和挑战。
摘要:近年来,证监会多次发布关于上市公司高管减持的规定,但是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依旧频现,在信息披露存在人为操作空间的情况下,企业高管是否会利用数字战略策略性披露影响股价从而实现机会主义减持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大数据挖掘构建了我国上市公司数字战略披露的策略性程度指标,研究了企业数字战略策略性披露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战略披露的策略性程度越高,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越容易发生,且机会主义减持的规模更大、次数更多;高管减持行为会择机发生;企业数字战略策略性披露通过推动投资者情绪和利用媒体关注增加减持规模和次数。另外,在小规模企业、外部审计质量较低和非国有性质的企业中,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受到的数字战略策略性披露的影响更为显著。
摘要:为探究税收优惠政策对京津冀三地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激励效果并作比较研究,选取2013—2021年京津冀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将企业创新分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续航三个阶段,建立具有反馈机制的CDM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与分析。分析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京津冀三地的高新技术企业至少有一个阶段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创新影响效果不同,且对创新产出和创新续航的影响效应主要是通过创新投入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据此提出对策建议:一要优化区域内现代产业分工体系;二要引入非政府主体参与区域共建;三要“因地制宜”施行契合鼓励政策。
摘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发展与创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管理领域的思维体现与理论结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载体与平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深刻而又卓越的管理理念与思想不断充实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充分认识并客观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现代管理理论必然的关联性,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学科建设的需要,对于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党的二十大精辟阐释的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必要的。
摘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国家战略。在实数融合对服务型“中华老字号”带来巨大冲击的背景下,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是服务创新实现高绩效的有效路径。以20家“中华老字号”餐饮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管理者认知和管理者大数据能力协同影响服务创新高绩效的机理。研究发现:第一,中华老字号服务创新的高绩效受管理者认知、大数据能力的共同影响。第二,存在三条导致高绩效的组态路径,即认知驱动型、员工驱动型和场景驱动型。第三,在所有组态路径中,管理者消费场景认知是核心条件,发挥着充分必要条件的重要作用。本研究扩展了经典服务质量差距模型的解释域,揭示了“中华老字号”服务创新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