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夙抱深情约烟霞,咫尺青峰映眼帘。天地钟鼓谁鸣晓,如彼逝川三十年。”《书屋》今年创刊三十周年,将出四本选集,把这些年累积的优秀作品,按题材划分,精选荟萃,以示实力。各册的标题如上,凑合成诗,倒是蛮符合主旨。世事纷纭,变迁繁复,能恪守初衷,一如既往,维持杂志的声誉与格调不坠。诸多不易,付之于流年;满腔激情,交之于未来。 韩秀为此专门做了一本手工书,寄赠以贺。此册的内容,全是最近十年的《书屋絮语》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十年,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底召开的,宣布了“文革”的结束,而真正大步改革是进入八十年代之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商品经济”。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到1985年全国已撤销“人民公社”,完成农村管理体制的转型。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最不高兴被尊称为“梁老”的梁衡先生,不知不觉已迈入“80后”序列。 此前梁先生一定会反问:“我有那么老吗?!”在他那里,被人称“老”,意味退出历史舞台,行将就木。 从去年开始,梁先生的节奏明显缓了下来。 见到他时,他会感叹几句:“唉,老了,跑不动了,也写不动了!”可自称“写不动”的梁先生仍在写,还于线上、线下讲课。夫人在一旁直摇头:“劝不住!劝不动!”
对于社会和人文科学而言,西方学者普遍有寻找思想渊源的传统。一个人物、一种现象、一段历史,只要作为对象进入研究领域,学者们就会努力去挖掘这些对象背后的理念源头,作为讨论、解释、证明和得出结论的“思想依据”或“理论依据”。 美国经济史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龙所著《蹒跚前行:1870—2010年全球经济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部以宏大叙事为方法完成的作品,出于自身“逻辑”的考虑,将二十世纪回溯并后延,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粉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民族师范教育的大规模破坏,国民政府决定创设一批国立高等师范院校。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创建国立师范学院(以下简称“国师”),聘著名教育家廖世承为院长。国师设址湖南安化县蓝田镇李园,先后迁溆浦杨家坪、南岳白龙潭、长沙岳麓山。国师历经变迁,发展成为湖南师范大学。国师是国民政府独立设置的第一所全国性的师范学院。 1946年,全国学生运动形势高涨。国师学生吴若虚
儿时作文,凡形容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必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八个字,但用多了就成了陈词滥调。老来细想,时光瞬间即逝,用飞箭和织梭来形容,不正是十分形象贴切吗?可见不仅人生当中难免要受点委屈,连一个成语也难免会受委屈。今年是我本命年,恰逢八十四岁这一坎,所以学习鲁迅,凡事都“要赶快做”,不拖欠工作债。 《书屋》编辑说我对创办杂志“起到重大推动作用”,完全是奖掖之词,只不过是一种缘分罢了。当年,
《书屋》名字取得好,满溢书香,让我忆及小时候帮外婆晒书的好风景。 隔着半个地球、十二小时时差,e-mail无形无影穿越时空,将《书屋》与我联系在一起,温馨地联系在一起。 文华好脾气,电子邮件中,谈稿件事宜永远是商量的口气,从来没有催过。信末不忘贺节、贺岁,礼数周到。顺便告知,小外孙会站、会走、会跑、会跳、会叫外公了,字里行间都是喜上眉梢,让我读到他的好心情。十年如一日,我们有着不算频繁但是相当
就从“新鲜滚热辣”的最新话题说起吧。 今年(2025)三月号《书屋》,以《一点秋心万树丹》为题,刊载了我任教的耶鲁中文高班学生读《马桥词典》的六篇中文作文,此真乃《书屋》的“壮举”也!六篇作文相加,篇幅超过万字,都是耶鲁华洋学生的稚嫩中文作文,《书屋》却慧眼独具,“全璧”刊出。文思文句颇见破局破格新见,却又紧扣读中文书引发的异域感受。《书屋》随即将此文在微信公众号推发,一时间,竟是“一石激起千重
我的师爷王季思先生说过,一本书的成功,责任编辑有一半的功劳。我的导师黄天骥先生深以为然,常以此教导我们,著书立说,特别是在出版环节,要特别尊重编辑,并虚心求教,必大有收获。窃以为,一篇文章的命运,何尝不是如此?2004年我博士毕业,没有留在高校工作,得以肆力学术随笔,适逢南方日报出版社副社长谭庭浩师兄约我整理一本岭南饮食史料的图书,很快成稿。念及史料既多文言,出版后读者有限,奈何?遂将相关史料加以
文登县周书生,与成书生小时候一道读书,他们是出身门第大不同的好友。门第悬殊而成为好友并非易事。成生家穷,常得周生接济。周生岁数大,成生称呼周生之妻为嫂。各种日子口儿,成生到周家拜望问安,亲密如一家人。后来,周生妻子生子,产后暴病死去。 篇名《成仙》,既是讲凡人修成神仙的过程,也可以用来称呼得道升天的成书生本人,意为成姓仙人。一切后续故事来自周妻之死,死亡——灾难是人生命运故事不可或缺的一个拐点、
萧统《文选》按作品的体类安排选文,在三十八个体类中有“弹事”一种(卷四十),乃是对官员提出弹劾而上给皇帝看的公文,这种纪律检查文书当时称为“奏弹”。 中古时代高度重视辞章,讲究审美,即使是应用文也都写得翰藻纷披,文采斐然。这种风气后来有所变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更趋于衰歇。现在再来阅读这些纪检文书,既可以增加对当年社会政治的了解,也可以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任昉《奏弹曹景宗》 这里被
“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 凭技艺谋生、立足乃至扬名者,多恃技自诩。这从闾巷流播的谈议、典籍记载的故实,可轻易获取例证。如《笑林广记·术业部》中的《讳输棋》: 有自负棋高者。与人角,连负三局。次日,人问之曰:“昨日较棋几局?”答曰:“三局。”又问:“胜负何如?”曰:“第一局我不曾赢,第二局他不曾输,第三局我本等要和,他不肯罢了。” 能力不济者,尚且于言语上字斟句酌,锱铢较量。富有能力者
室名斋号不仅是文人墨客对住所书房的命名,更反映了主人的志趣、修养和审美。《晋书》卷八十五记载,“初,桓玄于南州起斋,悉画盘龙于其上,号为盘龙斋”,或是可考的最早室名之一。唐朝时,刘禹锡名其居室为“陋室”且写了有名的《陋室铭》。明清以后,起室名斋号之风大盛。许多现代知识分子也有这种雅兴,如周作人的“苦雨斋”、胡适的“藏晖室”、朱光潜的“欣慨室”和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等。钱锺书也不例外。桑农曾梳理过钱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愿做亡国奴的叶圣陶先生,毅然举家西迁。他全家有七口人,其中包括年逾古稀的老母亲和才满十一周岁的次子,可谓扶老携幼。1937年中秋节过后,叶家即离开家乡苏州,几番迁徙,于1938年1月9日乘船抵达重庆市。此后,叶圣陶又于1938年10月下旬,携家人从重庆乘船到乐山,此时他受聘任教于西迁至此的武汉大学。 四川省是当时我国的大后方。日军攻占四川省的战略企图虽然始终无法得逞,却屡屡派军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二十世纪中国最具忧患意识、最具牺牲精神、最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一群人,聚在革命圣地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了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十年过去,这次大会发出的那些声音、形成的那些决议,仍在深刻影响着中国和世界,许多专家和党史爱好者将其作为一座精神富矿,从各个维度进行深入研究。近日,鲁迅文学奖得主、报告文学作家丁晓平耗时十二年潜心创作的《靠
刘荒田先生是深得王鼎钧先生文章神韵的散文大家。多年来,读刘荒田文章,篇篇有收获。《旧金山味道:中餐西渐记》(以下简称《旧金山味道》)则是别致的新著,这是中餐西渐的当代史,也是旅美奋斗的心灵史。 书中有笑声,也有泪影;有美食,更有乡愁。刘荒田自1980年移民,定居旧金山,具有两个身份:一为“老金山”,二为“老侍应生”。他在餐饮行业主要工作场所是旧金山市的地标——五星级费尔蒙特酒店的餐饮部门。《旧金
这部列入曲阜师范大学“洙泗史学文库”的《儒家元典导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以下简称《导读》)一书,为该校历史文化学院巩宝平老师在多年来开设的本科生相关课程讲义的基础上完善而成。 对于强调通识教育和鼓励跨学科学习的低年级高校学子们来说,可供选择的首善之宝典自然应该包括儒学诸经典。就本书名的“元典”二字,作者于书中“前言”打头讲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元典”一词由武汉大学冯天瑜先生首倡
背上行囊,独自上路,从长沙出发,杨潇沿着长沙临时大学的足迹,徒步穿越湖南、贵州、云南的二十多个县市,历经一千六百多公里,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他做这样的事情? 坊间书写“西南联大”的作品很多,较有影响力的是易社强《战争和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陈平原《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鹿桥《未央歌》等,其中交织着汪曾祺、许渊冲、何兆武诸多联大学子的青春记忆,以及后世诸君的推波助澜。“西南
对从事中小学各学科教学工作的老师来说,学科教学论是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说它重要是因为,教师只有较为熟练透彻地理解并掌握学科教学论的相关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才能在即将到来的课堂教学实践中,把写进教材的教学内容,按照课程标准的相关要求,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高效精准地传递给学生。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学科教学论研究的定位并不十分清晰,究竟是偏具体学科多一些,还是偏一般教育学、教学论多一些,
一 1984年深秋,我应《福建文学》之邀,前往厦门鼓浪屿参加笔会。我到得早,因我同时还接到《北京文学》的邀请,两个笔会时间有重叠,贪心的我决定前几天在闽地,后几天赴北京。第一晚,到的人很少,有位《青年文学》来的小伙子,就是今日的马爷。《青年文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影响很大。听说《青年文学》的几位名编辑,热情能干,有姓牛、马、朱、杨等,不知确否,闻者都不禁莞尔一笑,欢腾的“动物世界”。老编
最初注意到周辅成(1911—2009)这个名字,是因为关注歌德的中国接受史,在中德文学关系史的现代语境里,周辅成与宗白华合编的《歌德之认识》,是不妨视为一个经典文化符号的,因为其展现了那代知识精英的异域认知的热情和诗哲标志的高度。在书前的编者前言之中,周辅成特别交代了所收文章的来龙去脉:“此集子所收的论文,除谢六逸、华林二先生者外,余均多在北平报纸上所出之歌德逝世百年纪念刊上刊载。以其报上所刊载者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逝世。当时,我正在南京大学先锋书店里买书。书店内有一张非常显眼的鲜红色的椅子,充满了艺术气息。在椅子的靠背上,大字写着英裔美籍诗人奥登(Wystan Hugh Auden)的著名诗句:“我们必须相爱,否则死去。”这首诗写于1939年9月1日,即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二战正式爆发的那一天。奥登想要表达的“爱”并不仅指浪漫之爱,而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关怀与同理心。读罢,我的心头
古今中外的写作者都讲究炼字,总要选择最恰当的字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过,可以说很少有人能够娴熟精准地使用非本人母语的外语字词,其原因就在于,每种语言都会有一些字词所表达的含义是这门语言所独有的,在其他语言中就找不到完全对应的字词(其实在方言中同样也有这样的情况,读者中如有人在中国两个以上的地方生活过又能熟练运用当地方言,并且这两个地方的方言差别较大,那么就会发现有些字词在某个方言中是独有的)。最近
罗马法上的解放奴隶(manumissio)制度,有两层含义:一是将奴隶的自然自由还给奴隶,使奴隶脱离奴隶地位成为自由人;二是尽管并不是一概,但是往往会赋予获得自由的奴隶以罗马公民权,从而使被释放的奴隶以自由人的身份取得罗马公民权。后一点取决于解放奴隶的人的权利,如“奎里蒂法”上的所有权人所解放的奴隶,就会获得罗马公民权,非依据市民法而是依据裁判官告示而被解放的奴隶则只能获得拉丁公民权。在优士丁尼时
一 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浮出近代世界的地表,已经接受了至少四种理论视域的观照:其一是伦理学的。黑格尔认为悲剧的动态结构围绕伦理实体(及其原则)的自我分裂与重新和解,安提戈涅与克瑞翁代表的是两种在分裂的伦理实体,即家庭与国家内同样具有正当性的伦理诉求。同时正当性也是片面的,双方如果偏执于这种片面性,则冲突不仅无可避免,而且结局只能是双方的同归于尽,“因为在这种死当中,片面的原则
一 一部书稿出现在我的书桌上,是张守涛先生的《鲁迅的朋友圈:鲁迅与现代英俊》。“愿有英俊出中国”,鲁迅希望中国出英俊,中国也确实出了很多英俊,当然还需要更多英俊;鲁迅本人是中国的英俊,在他的影响下,很多英俊成长起来。这句话语义丰富,涵盖广,历时长,今天也不过时。 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鲁迅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与现代作家的关系,或者更具体地说,是鲁迅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对鲁迅的传承,兼有学术价
历代方志是座矿藏丰饶的宝库。省志、府县志、乡镇志组成的范围由大及小的古代史实书写体系,山水志、佛寺志、道观志等专志拓展出的广阔书写空间,以及某一方志内部对地方世界全面深入的呈现,上揭种种,皆能触发原初的探索欲念,心旌摇荡之下,充满了不断追索的动力。沉浸在古代方志世界之中,左顾有绿野阡陌,右盼有山峦峡谷,仿若手持打开神秘世界的锁钥,推门进入后,触目之处多有或优美或壮美的景致。足堪欢慰的是,这些年流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