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AI时代思考科幻写作 陈韬:我认真读了您和李开复博士合著的《AI未来进行式》①,这是您近年来影响力比较大的一部书。我感觉不仅是书里的科幻故事很吸引人,整本书的写作形式也别出心裁,每一章的构成都是一个科幻故事加上相应的技术解读。为什么会采用这样一种写作形式?具体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陈楸帆:这本书在形式上确实有创新之处,至少在当代科幻写作中很少能看到类似的形式,而且这种创新也是我们有意为之
假如历史化是一个神话,那么经典的作家与作品便是这神话中的主人公,也即诸神了,没有诸神的叙事当然不能算是神话。如果文学史是一片天空或一段彩绘,那么经典作品便是天空中的群星,彩绘中的人物肖像。如果“新世纪文学史”可以编织为一件漂亮的艺术品,甚或一顶皇冠,那么经典作品便是这皇冠上镶嵌的宝石或明珠。所以,一个没有经典作品的文学史终究是毫无价值的空架子,不会有研究的意义。当然,你也可以谈文学制度史、文学生产
在当下多元共生的文化生产语境中,关于地方文学和地方写作的讨论让文学中的地方性问题一枝独秀,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以广东为例,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于2016年提出“粤派批评”的概念,随后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启动“粤派批评丛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2018年的《花城》笔会上,杨庆祥、陈培浩等青年批评家酝酿了“新南方写作”概念,这一概念在《当代作家评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南方文坛》《广州文艺》等期
在任何时代,伟大的文学都需要伟大的阐释者。他们淘沙得金,指认被错过的风景,确认伟大作品的伟大之处和历史定位,建立智慧的、对人生和艺术有意义的价值尺度,梳理它们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作品之间的隐秘联系,言说文学思潮的内在外在趋动和未来可能,并对未来作家们的写作构成启示和激励。作为一名作家,文学史阅读是我日常阅读的重要部分。它帮助我建立标尺,来审视和校正自己的写作,或打破偏见,认知和建构文学发展的脉络
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正在重塑社会结构。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城市扩张,不仅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也引发了深刻的伦理文化嬗变。新世纪以来,作家的写作逐渐聚焦规模庞大、节奏紧张的都市生活空间,探讨当代人如何面对竞争加剧、技术迭代、消费主义的生存情态,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碰撞、道德焦虑和伦理困境。阶层分化、家庭解体、代际冲突、技术依赖、环境危机等主题,都关涉伦理层面的批判反思。对都市生活中日益加剧的生存、心
“如何在城市展开生活”是城镇化过程中当代人持续面对的现实命题,也是城市文学持续书写的鲜活素材。如果说城市“活法”是城市主体的日常生活实践,那么书写“正在经历的生活”与“向往的生活”的城市“写法”,则是当代人在农村变成城市、城乡不断融合、城市不断更新的时代巨流中,用以关照世界、铭写记忆、重构社会主义想象的文本路径。“活法”与“写法”承载着流动变化的城市经验,也凝结着一代代人在社会剧变中的代际文化记忆
本期两篇创作谈和一篇小说理论文章,均含有潜在对话意向。 只要认真谈小说,就会碰到若干共通的话题,由此自然形成呼应或商榷,并非仅由主持人居间撮合。 近年来范小青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两条赛道上同时发力,佳作力作频出。诚如范小青所言,创作(或读解)“一部长篇小说的入口"很多,但她在这里抛开别的,只谈“小说创作中‘不可靠’叙事”,亦即相对于“全知视角”的“有限视角”。 这似乎只是小说叙事策略上一个纯
我最近完成的长篇小说《江山故宅》(原名《不易堂》),围绕古城中的一座老宅“不易堂”展开。史书记载“不易堂”是200多年前言氏家族建造的,历经沧桑,对于“不易堂”的存毁和真面目众说纷纭。小说以寻找老宅为线索,展示出几代人的精神追求,以及对于历史和往事所承担的责任。小说通过具象的老宅,呈现出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着重写了人类生存的双重世界,物质也许终究会荒芜和消失,但是精神的重建和永存,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
诸事因缘,近日重读刘一明《西游原旨》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颇有些感悟,前所未见未得之处,此番豁然开朗不只一二。《西游原旨》将《西游记》视作证道书,内含修真之法,可与道家修养义理相参,其作者为全真龙门派创始人丘处机。虽不能一一实证,但其间包含以古典思想高层义理阐发《西游》奥义的路径和方法,是显而易见的。如其“读法"首条所言:“《西游》之书,乃历圣口口相传、心心相印之大道。古人不敢言者,丘祖言之;
马尔克斯曾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表示,是拉丁美洲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其文学的表现形式,引起了瑞典文学院的极大关注。 这句话给了我极大的宽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一个没有技术、理论水平比较低的人。我的作品之所以受到关注,并非我在文学本身有多高的功底,而是依靠了文学背后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就是透过被日益扭曲的社会现实,来还原万事万物的本质。 我一直在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我的文学创作到底是怎
年谱编撰始于宋代,盛于清代,至民国时期仍受学者重视。其中,作家年谱虽为大宗,但少见新文学作家年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家年谱编撰一度兴盛,然仍以古代文人为主,现代作家一般只有年表。20世纪80年代,作家年谱编撰再度兴盛,现代作家年谱大量问世,有些作家甚至有多种年谱。近年来,现代作家年谱出现大规模重编迹象,以洪治纲教授领衔编撰的“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为例,该书系共40部,目前已出版第一、二辑计
作家批评是作家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开展文学批评的行为,这历来是文学批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且不论古典文学时期还没有严格的创作与批评的分界,即便到了学科分类鲜明的现代文学时期,如五四作家仍普遍是兼顾创作与批评的“两栖"写作圣手。从文学批评史角度来讲,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作家可谓是复兴了五四作家的批评传统。探究作家批评复兴的根源,从内因看,每个时代的作家都努力汲取传统所蕴含的力量,实现传统与个人才能的融合
我16岁到汨罗,是全国数千万下乡和回乡的知青之一。那时我对屈原和楚文化所知甚少,对列入禁区的诸多文化遗产也习惯于避开。一次参与湖区的灭螺围垦,我夜宿一个破旧的老屋,后来才知道那就是久负盛名的屈子祠。那里墙皮剥落,破窗漏风,木板楼梯松动,咔咔作响,早已成为一个公社机关占用多年的大杂屋,里面有广播站、伙房、仓库,堆着化肥和农具,还有“农业学大寨”之类标语的涂抹和覆盖。正是那个夜晚,使我在多年后的一篇文
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昌盛的年代。似乎每个青年都是文学青年。像《人民文学》《十月》《当代》《北京文学》《上海文学》这样的文学期刊家喻户晓。编辑、作家、评论家东奔西走,忙于参加各种文学会议,“杭州会议"便是其中之一。如今看来,无论是会议的规模还是级别,“杭州会议"都极其普通。然而,这样一个普通的讨论会后来竟被看作当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会议,恐怕与“寻根文学"的兴起存在关联。洪子诚曾说:“在80年代中
以往学界在探讨19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的成因与特质时,往往聚焦于其对外部魔幻现实主义的呼应,或是强调“寻根文学"在民族文化主体性焦虑下对本土传统的回望与征用。这种研究的局限在于:缺乏对具体互动机制的深入探讨,未能充分阐释“寻根文学”与时代文化政治的内在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寻根文学”生成期的复杂性。而彼时考古学界的新声、作为一种文化立场与批判姿态的南方书写、知青一代的乡土经验,这三重关键
2024年,《延河》杂志提出“新大众文艺"的话题,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这一话题注意到了新媒介时代文艺的转型及大众在文艺活动中的主体性,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一些参与讨论的学者表现出的技术乐观主义相关问题,还需深入探讨。文艺大众化并非新问题,而是“五四”以来文化精英的追求,他们试图让文艺走向民间与大众,追求文艺的普遍性。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政治语境下,文艺大众化又具有“普遍的启蒙”
当代文学在新媒介语境下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革,这是学界热烈讨论的问题。但这些讨论往往变成了“媒介决定论”“文学存亡论"等宏大议题,且探讨这些问题的方式以否定性论断为主。有学者已经指出,否定性论断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伦理问题①。从宏大视野出发去认识文学之变是必要的,但宏论所预设的理论可能性应该结合现实中的机制来思考,宏论若脱离现实语境,则会变成过度阐释。媒介变革之于文学的后果,可以通
一、文学大众化:不可能中的可能 在高清屏幕与立体声装置如此普及、虚拟现实与人工智能参与文艺创造、特效技术大发展、短视频无孔不入、电子游戏互动艺术广受关注的今天,谈论文学的大众化似乎显得颇为不合时宜。进而言之,从今日视听时代的文学现状反观现代中国的文学生态则会发现,在文艺大众化的方针之下,恐怕真正“大众化"的从来都是“艺”而非“文”。 正如已有研究者指出的,“长期以来,研究者在讨论‘文艺大众化'
一 继《蟠虺》之后,刘醒龙“青铜重器系列"的第二部《听漏》①面世了。青铜重器、考古对一般读者而言,显然是冷门题材。文学作品的题材可以有许多分类,其中一个标准可分为一般题材与特殊题材。所谓一般题材指的是作品的表现内容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阅读这类作品时在认知上没有什么困难,无须在知识上进行特别的准备;而特殊题材则不然,它们涉及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之外的陌生领域,也非文学作品经常反映的内容,阅读
刘醒龙小说的取材特点曾被人们概括为“小地方的大历史,小人物的大命运,小故事的大道理”①。这种艺术的辩证法观察启发我们,他能够从文化题材中构建文侠形象,能够在文学思想的深掘中体现侠义小说的通俗意趣。刘醒龙显然具有通俗小说创作的兴味:他的《返祖》在科幻意义上值得一读,那里的研究生准备创造一种“人文地质学”的学问,既属于自然科幻也属于人文科幻;小说《异香》有侦探小说的味道,至少一点也不缺少侦探小说的曲折
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听漏》①,有着46.3万字巨大体量篇幅,却不是那种被作家故意制造出“间隔和停顿效果”炫技般讲究小说不好读,以至于令读者常常要停下来以“好好地理解这部小说"类型的作品②。作为刘醒龙“青铜重器三部曲”的第二部作品,《听漏》广受读者喜爱并得到评论界极为广泛的关注。2014年出版的第一部《蟠虺》即已备受关注,时隔10年的《听漏》,作家在文化传承视域中围绕青铜重器与研究青铜重器的知识分子文
“十七年"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电影,都面临着如何处理地方性与全国性关系的问题。电影歌曲通过赞美祖国各地的自然景观、特有的物产、生产方式,以及各地的人,激发接受者对地方的认同感,形塑中国人的国家地理观,在培养爱国情感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电影歌曲通过歌唱有代表性的国家符号,歌唱祖国各地的巨大变化、现代生产与交通设施,歌唱建设祖国的拓荒精神,传播“到处是故乡”的观念,以此来协调地方性与全国性的矛盾
媒介更迭对文学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日趋壮大的影视、网络在当下文学传播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小。面对AI时代的“文学数据的共享"①、各类文学新样态,缓解对文学发展忧虑的有效方式,离不开对历史的回望、反思与经验总结。“十七年"文艺在“人民文艺"传播结构中,通过完善电影、话剧、曲艺等艺术门类生产机制,实现了各传播媒介相互配合、各艺术形式互渗改编的跨媒介实践,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效率与传播
这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也是艾平的草原。艾平常年生活在呼伦贝尔,她是草原的女儿。她的大部分散文,如《呼伦贝尔之殇》《雪夜如期》《草原生灵笔记》《隐于辽阔的时光》《聆听草原》等,都与草原有关。她是如此地热爱这片草原,就像牧民一生在草原上放牧他的羊群,艾平一直在草原上放牧着她的文字。她文字的羊群覆盖了呼伦贝尔草原,不同的是,她极自草原纵深处,让我们也看到了如此不同的呼伦贝尔草原。我们知道,有多少作家就有多
辛镛《海邦剩馥》(2014)、陈继明《平安批》(2021)、熊育群《金墟》(2022)、陈崇正《归潮》(2024)等小说出版后,虽然多有评论且新见迭出,但集中阅读后还会使人产生新的思考。这些题材、主题大致相同的作品最鲜明的特质有两个方面:一是这些作品中的番客们漂洋过海,下南洋,赴金山,历经劫难,矢志不渝,体现了一种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团结拼搏、心系桑梓的番客精神,为传播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鲜活
一 曾经指出:“就其本质来说,所有的写作都是追忆。因此,作为一种主观的时间形式,追忆的本质是对抗时间的流逝,是自我巩固的一种方式。"①所以说,读罢《儿女风云录》②,我的最初感受是王安忆借小说主人公“瑟”——这个幼时漂亮的小孩,成年后用潦草、浮泛的一生把自己塑造成了混沌、美丽且无用的男人一这个不自觉的人物从20世纪50年代到2008年前后几十年的人生旅程,对自己的人生经历、生活环境、停留居住过的地
东西自20世纪90年代初在文坛崭露头角,作为“60后”作家群体的代表,其创作师承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并深受80年代国内先锋小说的影响。王尧指出:“东西和他这一代作家是1980年代之子,1980年代是他们的‘导师’。"①因此,东西的创作虽表现出较强的故事性,但其小说以抽象的寓言性和象征性见长,并逐渐成为中国当代严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篇小说《回响》看似为一部悬疑题材小说,但与当下国内
郑执的小说《仙症》是“新东北文学”的代表作性作品之一,作为“东北想象"之一种,故事以“子辈”"我"的视角重新审视"父辈”,讲述姑父王战团的失意与传奇经历。这一叙事既是“子辈”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又是对“父辈”形象的重新书写。小说的价值在于“叠印地展现出对于父辈与子代的精神分析,并最终完成对于‘东北'的精神分析"①。小说中“我”与王战团两个人物形象,深刻体现了东北的地域气质与精神内核。特别是姑父王
《白鹿原》诞生于转型与突变多元共生的1990年代①。长期以来,学界对《白鹿原》的研究大抵离不开新历史主义书写,或回归儒家文化传统的阐释框架。事实上,《白鹿原》的创作与这一时期社会流行的神秘主义文化热紧密相关,有关神秘主义文化的书写几乎贯穿全篇。陈忠实对关中地区的风水、巫术、鬼怪等民俗文化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挖掘与呈现,这些神秘元素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内容,揭示了特定时期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呈现出文学
5G网络与边缘计算技术,使文艺生产一接受进入“零时差"状态。文艺作品的创作、发布、传播与接受过程实现了即时化、同步化,消除了传统媒介的时空延迟。新媒介,尤其是短视频平台、人工智能等的出现,造成了文艺接受方式的极大改变,过去是用眼晴划过文字而产生无限的遐思,现在是借助AI阅读文字在耳际的短暂停留;过去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现在是三五分钟的音/视频解读。纸媒时代“从前慢"所造成的接受滞后性为数媒时代的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