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大全球倡议”为当前我国促进国际话语权建构和应对意识形态交锋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引领。通过凸显全球性议题中的中国视角,彰显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塑造广泛价值认同的范本,“四大全球倡议”赋予了建构中国国际话语权新内容。立足新征程,中国应以综合实力夯实“四大全球倡议”国际话语权建构的支撑体系,以理论创新丰富“四大全球倡议”国际话语权建构的价值体系,以话语能力优化“四大全球倡议"国际话语权建构的叙事体系,从而推动世界逐步摆脱西方话语霸权,迎接更加多元、和谐共生的国际话语时代。
[摘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始终交织着民族立场与世界视野的辩证张力,二者在历史长河中生发了耦合和共生的深层逻辑。耦合关系体现在民族立场与世界视野的相互滋养与动态平衡中:民族立场为世界视野提供坚定的文化自信与价值根基,使其在与世界文明对话中保持文化主体性;世界视野则为民族立场注入了创新动力与全球意义,促进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共生关系则表现为民族立场与世界视野在共同演进中实现协同发展:二者通过聚合共生的创造性重组、互融共生的形态创新及互惠共生的双向赋能,形成既坚守文化根脉又具备全球辐射力的发展范式。从耦合互养到共生共荣,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双维互动中持续深化,既以民族立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以开放的世界视野呼应全球文明倡议,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方案。
[摘要]将科层化与乡土性之间的非正式治理作为方法,能够重新解读乡村治理中的行政与自治关系。不同于“行政消解自治”“行政与自治均衡互促”“体用说”等碎片化论证,“被照看的自治”统合性地呈现了二者的互动特征。依据治理效用判别和国家行动取向耦合的不同境况,可以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将正式治理与非正式治理间的关系划分为吸纳型关系、合作型关系、共存型关系和否定型关系,从这些关系模式中可以类比出“行政照看自治”的学术隐喻,用以表示行政将自治视为治理对象加以审视和判别,再行决定彼此互动模式的一种理论概括。行政照看自治”不仅能够为乡村整合的治理实践提供中观层面的类型学解释,还有助于为学术传统所认定的行政与自治关系提供新认识。
[摘要]科层扩张和监督下沉导致村级组织被迫卷入行政科层体系内部,其权力的运作严格遵照委托代理关系中剩余控制权的层级分配。为争取项目落地,村级组织在委托代理关系终止后会整合项目外的剩余控制权,并通过向上共谋、向下动员和横向适配等机制塑造出弱自主性。在村级组织弱自主性的作用下,乡村的发展表现出项目依赖性,乡村的治理逐渐从“双轨”走向“并轨”,而政府的绩效导向和项目的资源约束又导致乡村建设出现分化失衡的局面。因此,在项目下乡过程中,上级政府要赋权基层组织,基层政府要均衡分配资源,村级组织要调动社会力量,通过塑造均衡协调的发展结构,实现农村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摘要]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横空出世,驱动了社会化大生产范式重构。由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数据流通网络支撑的社会化大生产新模式,实现了工厂内部生产和社会内部生产从二元分离走向网状融合,同时,推动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实现从线性继起到实时反馈,促进二者从分离走向融合。数字时代的社会化大生产范式重构,体现为技术革命的表象与资本逐利的实质。生成式人工智能看似编织了一张无缝衔接的产业资本循环网络,实际上是对数据、算力和人性的极致压榨。因此,对于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必须要坚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价值取向,规范数字资本,引导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构建人机协同共生、共创的产业生态圈,真正实现AI的普惠发展。
[摘要]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产业政策全面回归、声势浩大,但既有理论在解释当前主要经济体产业政策的实施逻辑和指导其优化路径方面明显不足,呈现出理论建构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张力。产业政策的务实性特征要求一切政策的设计、实施与优化调整都必须基于对最终需要达成政策目标的判断与理解。推动关键领域技术创新、缓解气候风险与应对大国博弈是当下全球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亦是主要经济体实施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为此,需要充分认识三重挑战对于产业政策实践方向、实施方式与政策评价等提出的新逻辑、新约束、新要求,总结先进制造业政策经验,更好地理解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摒弃关于产业政策简单化、静态化、二元对立的理解,不断强化产业政策的精准性、动态性、协同性,系统开展产业政策评估,更好地助力完善新发展阶段产业政策。
[摘要]伴随数字平台和视觉技术的发展,数字图像的生产和传播呈现出大众参与、智能交互、数字连接等特征,成为多元主体参与建构社会记忆的重要中介,催生了记忆图像化与图像记忆化的双向趋势。在视觉隐喻、视觉还原、视觉联想和视觉动员等视觉表征实践的运作下,社会记忆实现了对过去的鲜活复原、与当下的积极连接以及对未来的有效介入。但随着数字图像代替社会记忆成为人们头脑中的内容,真实的社会记忆在数字时代面临流离失所,并滋生拟象颠倒真实、形式僭越内容、感性遮蔽理性和观看缔造权力等问题,带来视觉符号的侵占、价值内核的退隐和资本逻辑的渗透等潜在风险。实现数字图像与社会记忆的正向建构和意义共振,需要着重从主流媒体引导、充实内涵意蕴、呈现核心要素和规制资本运作等方面予以考量,从而使数字图像建构社会记忆的过程真正有助于凝聚人心、强化共识。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提出推进并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核心命题。老年教育治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需利用法治思维予以回应。现阶段国家也通过多种举措来支持老年教育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但当前我国老年教育治理领域面临着立法框架存在规范疏漏、法律制度供给不足且“政策法"程度较高、法律责任条款尚不完善等问题。积极推进老年教育治理的法治化转型及制度体系构建,成为应对老年教育治理所面临诸多困局的关键。这就需要将积极老龄化、普惠发展和系统治理理念融入老年教育治理工作,并推动老年教育治理法律体系从分散式、碎片化形态转向综合式模式。未来对老年教育治理的完善,可从构建层次化的老年教育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以及健全老年教育智慧治理与监督管理机制等方面展开。
[摘要]积极老龄化的提出,将传统消极老龄观转变为积极老龄观,为促进高龄劳动者就业提供正当性依据,表明积极老龄化与促进高龄劳动者就业之间存在契合之处。尽管我国高龄劳动者就业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由于劳动法相关规定的不完善,高龄劳动者仍面临多方面的就业权益困境。可从以下四方面的法律对策来有效应对高龄劳动者的就业权益困境。一是建立划分标准劳动关系、特殊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用工关系谱系,从从属性视角将高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纳入特殊劳动关系予以规制。二是把年龄纳入我国反就业歧视的事由之一,并建立相应的反就业歧视监管机构。三是不领职工养老待遇的高龄劳动者在就业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失业风险更大,需将其纳入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四是从提高就业能力、增加就业机会、提供特殊劳动保护、增强用人单位雇用意愿等方面促进高龄劳动者就业。
[摘要]随着日本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日本学界在哲学领域对人工智能的探讨日益深入,其中人工智能的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议题。日本学者主要围绕三个核心子议题展开讨论:人工智能是否具备(或可能具备)主体性,人类主体性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以及人工智能对人类主体性可能产生的冲击与影响。尽管日本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人工智能不具备主体地位,但学者们仍在假设人工智能具备主体地位的理论框架下积极探讨其潜在威胁,表达对可能发生的人类主体性危机的忧惧。相比之下,中国学界对该议题的探讨在研究侧重点、论证方法、态度倾向上都有明显差异,彰显了两国学界在人工智能哲学与伦理研究领域的多元性。
[摘要]康熙末期扬州出现了一座并祀欧阳修、苏轼与王士真的三贤祠,此后该祠虽由平山堂相继迁移至筱园、桃花庵诸地,但三贤并祀的格局在清代长期保持稳定,这种古今搭配的并祀格局形成一个风雅相继的期待视野。与欧苏并祀强化王士填的经典地位的同时,也引发了持续争议,时人从年代、声望、师承以及唯一性等角度质疑王士慎并祀。道光时期,王士慎被韩琦替换,三贤祠改建为三公祠,尽管李彦章新建载酒堂用以纪念王士稹,但后者并祀资格的丧失引发地方人士的复祀之声。太平天国平定后,两淮盐运使方浚颐重建平山堂,主张欧、苏分别祭祀。虽然王士祺在此过程中依然缺席,但人们常常会通过对欧苏的风雅想象,自然延伸到有关他的历史记忆,并不断通过文字去实现王士稹与欧苏在另一种形式上的“并祀”。
[摘要]唐代官僚群体中重内轻外的风气影响了州郡治理的水平,内外迁转制度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官员不乐州郡的倾向,“安史之乱”后刺史的待遇得到了提升,州郡职位逐步受到了青睐,刺史群体对州郡的心理认同感也逐步增加,营造活动受此影响变得繁荣。中唐刺史群体的营造活动可以分为私人景观营造、公共设施营造和州郡景观营造,三者均与刺史群体在州郡的生活状态与治理活动紧密相关。由于德政碑的设立管理严格,刺史群体寻找新的政绩展示媒介,营造记出现了与德政碑文体融合的趋势。由于营造活动可能会与州郡清静治理的方针相冲突,营造记在塑造政绩上使用了若干书写策略。
[摘要]长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法治事业具有整体性特征,这决定了要借助整体主义思维探索其优化路径。以整体主义视角分析长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法治安排,其法律规范难以实现区际协调、补偿标准难以实现方式协调、监管体制难以实现环节协调。针对现有问题,有必要发展长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科学依据,在补偿标准的优化中实现长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方式协调,并实现当地横向生态补偿的一体化运行,以提升长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