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前两组笔谈之后,“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笔谈(三)合乎逻辑地走向了发展中国家,大体契合了毛泽东所擘画的“三个世界”的格局。所以,笔谈(三)回到广大亚非拉国家和地区,聚焦其马克思主义史学,试图构建一个完整的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史学地图。本组笔谈阐述了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过去与当下的融合嬗变;提出了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同印度现代性的密切关联,认为唯有把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置于印度现代性的历史
在现代印度史学谱系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有重要地位。笔者认为,要深入理解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就必须超越一般史学史的路径,把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置于20世纪印度现代性的历史脉络中来考察。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同印度现代性的历史密切相关,它自身也构成了这种历史的一部分。唯有把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置于印度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程和前景。 一 民族国
20世纪的史学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非洲也不例外,出现了非洲马克思主义史学。非洲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于70—80年代,90年代趋向沉寂。马克思主义史学是20世纪非洲史学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民族主义史学与新史学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肯尼亚历史学家奥戈特(Bethwell A.Ogot)对非洲马克思主义史学予以充分肯定,他说:“马克思主义被视为可以挑战自由主义史学垄断地位的一种
2024年,秘鲁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tegui,1894—1930)诞辰130周年。他短暂的一生,如流星划过天空,留下绚丽光彩。马里亚特吉将马克思主义与秘鲁国情相结合,富有创造力的分析就像指南针,为拉美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方向,一种可能。他对拉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在于他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分析思考秘鲁的历史和未来,并且将这种思考扩展到整个
阿拉伯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多元共存”中东史学的特殊构成部分,也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不可或缺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于19世纪40年代。张广智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由马克思奠基(概称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此后的演化可分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余脉、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些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谱系学”(张广智主编:《史学之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秦汉时期的生育保障覆盖从怀孕到生产再到抚育的不同阶段。出土文献中包含了关于秦汉时期生育保障的丰富史料。通过对相关史料的系统梳理可知,国家以法律手段对妊娠期的女性加以保护,给予刑具宽松、判决延期的区别对待。在婴儿出生后,政府则会要求在八月案户比民之际著录其户籍,为后续的福利发放提供依据。政府给予产子家庭一定时间的赋役免除,以保障亲职的履行。对于多子家庭,生育福利则会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而累进。 出土
宋人往往将各种不同内容与价值的钱物数据简单相加,得出一个“贯石匹两”式的复合性单位,用以描述财政收支情况。此类现象在北宋文献记载中大量存在,令后人费解。要解决这一问题,应该跳出财政核算的传统思路来理解这种文本。受实物财政体系影响,复合单位现象早就存在。汉代常有财政开支“巨万”钱币的记载,那不过是为了表达一种意象,不一定为实数。宋代常见的财政复合单位也正是这样,是表达财政统计总额的一种“说法”或“写
清代因黄河决口而进行的大型堵口工程即大工,其物料和人夫开支以部定例价为准。乾隆中后期河南大工物料自官收民运改为官办官运,超过部定例价外的脚价及其他开支,以加价银的名目令百姓补贴,即为大工加价。与清代岁额河银体制先征后用、量入为出模式不同,大工加价银是先用后征、量出计入,较难受到清廷的监督,加价幅度为例价的二三倍不等。大工加价银先自国库借垫、工后摊征归款的操作方式给清廷留下财政隐患,摊征则伤民,豁免
光绪初年兴起的清流势力因甲申年的朝局变动趋于式微,张佩纶之进退颇能反映清流士人群体的命运。光绪十年张树声父子运动盛昱上折弹劾张佩纶,此事的关键原因是双方围绕广西巡抚人选反复较量,矛盾无法调和。甲申易枢后醇王当国,颇欲罗致清流参与朝政,张佩纶会办福建海防应从醇王延揽清流的角度来理解。马尾海战前后,张佩纶两次运动京官弹劾闽浙总督何璟,遭到闽省官绅与清流后辈的联手反击。而朝廷起初无意惩处张佩纶,屡次不允
1931年夏季,中国发生罕见的特大水灾,长江中下游地区灾情尤为严重,而湖北武汉更是此次大水灾之“中心地”。此次水灾引起日本各方高度“关注”,其不仅详细调查长江流域灾情,“关注”国民政府救灾措施及效果,而且通过民间团体“支援”中国灾民救灾。日本救援中国灾民的根本意图在于谋求缓和中国民众的排日情绪,迅速恢复中日通商、维护其在长江流域的商业利益,策应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日本一面打着“人道主义”
近代俄国的婚姻模式呈现出与西欧迥然不同的人口学特征,一大原因是俄国农民在农奴制时代就形成了“必须结婚”和“尽早结婚”的观念。一方面,农民家庭对女性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家庭在农民物质和精神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婚姻对人的社会地位的保障作用,要求农民无论男女都必须结婚;另一方面,家长制原则赋予了父母对子女婚姻的控制权,父母出于家庭利益的考虑迫使子女尽早结婚。村社土地重分制度,让早婚的农民更容易在经济上得利。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犹太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领域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犹太人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公民权,但政府的有关社会政策却又使犹太人成为所谓的“被剥夺权利者”。他们不仅丧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在教育、医疗、福利等诸多方面遭受歧视性待遇。为了摆脱生存困境、恢复公民权利,犹太人积极向劳动阶级靠拢,投身于诸如工业、农业、手工业等社会生产和社会服务行业,努力实现职业转
与古代事实性“破产”不同,现代“破产”更多建立在财务统计意义之上,与债务存在特定联系。“破产”现象从“实”到“虚”的转变,奠定了现代“破产”概念新词义形成的社会经济基础。19世纪中后期,源自本土新词“倒”字词群、泰西译词“报穷”和日语借词“破产”三类词汇,均具有成为现代“破产”概念新词义载体的潜质,且有着不同适用空间。起初,日语借词“破产”并不占优势,但借助清末商事立法,被统合到国家法律制度建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