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秦汉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笔谈” 【编者按】新时代的秦汉史研究以蓬勃之势开拓进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方面得益于新材料的推动,不断刊布的出土文献极大丰富了学术研究的基础,而史料的更新也促进了对秦汉时期历史面貌的新理解和新认识;另一方面,新时代的秦汉史研究在官僚制度、行政运作、司法体系、生态环境、边疆治理及思想文化等领域取得的新认识,也得益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多元交汇和理论框架的推陈出新。
“历史研究者的重要职责是对一个时代的本质作出说明”(彭卫:《走向未来的秦汉史研究》,《史学月刊》2011年第5期,第9页)。“秦并天下”,成就帝业,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汉广益强”,承秦法周,又使中国在疆土巩固拓展的同时,实现了文化与族群凝聚。秦汉,是一个在经历空前大变动下结束纷乱,建立起中央集权统一王朝的历史时期,影响后世深远,对理解今日中国与世界也很重要。立足于中国史而不止于中国古
政治权力支配社会,是传统中国的基本特征。古人因此特别关注王朝权力运行的架构、机制与政治行为的规则、规范,从而形成了悠久的记录、整理和研究典章制度的学术传统。近代以来,受益于现代历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学者推陈出新,更是将政治制度史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总结学界以往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可以看出,它虽以“政治制度”为名,却不仅仅探讨政治活动的规则,而是涵括甚广,内容相当丰富。仔细
图像是人类再现和表现事物与观念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它承载了当时事物的形态、用途,人们的知识、观念和社会的制度、习俗,等等,因此也成为我们了解这些方面的重要考古遗存和历史资料。受到厚葬风气以及墓葬形制变化(横穴室墓的兴起)的影响,西汉中期以后壁画、画像石(砖)等大量流行,使得存留下来的图像材料异常丰富。而汉代图像与当时的代表性文学一——大赋似乎拥有同样的精神,对天上、人间、历史故事、理想生活和想象世界
[摘要]南宋时期,浙东地区科举考试的成就异常凸显,如果深入分析浙西与浙东以及浙东地区内部不同州府的演进路径,可以发现其中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温州的案例说明了地区经济一旦达到某种相对发达的水准,就可以满足作为科举考试活动发展的基本前提。王朝国家的政治总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科举作为选官制度的性质,不仅规范了考试内容,也影响到思想史的演进。与地区经济相比,政治与文教的影响无疑更为重要。向行政型中心城市集聚的向心力,正是南宋浙东作为近畿的政治影响力波及科举考试成功率的直接体现。这一案例提示我们,宜从更宽广、更长远的视野来观察地区文化特征的成因。
[摘要]鸦片战争之后,依据条约规定,外国只能在通商口岸设领,然庚子事变后,英国加强了对四川的渗透,试图向非通商口岸城市成都派驻领事。此举与既定条约不符,遭到清政府的抵制,进而引发了双方持续的交涉。英国企图将“驻重庆总领事"的衔名更改为“四川总领事”,以实现其进驻成都的目的。经过交涉,英国领事尽管未能修改衔名,但最终获准“暂寓"成都。随后,法德两国领事也相继获准在成都"暂寓”。这样,外国领事便得以“暂寓"之名“时常在省”。清政府对外国领事“暂寓”成都的性质有着明确的认知,当英国领事葛福提出在成都购地修建领事署时,四川总督锡良敏锐地察觉到他将借此机会正式进驻成都,始终依约严正拒绝。在领事进驻成都的交涉过程中,清政府以条约为依据,先定“暂寓”之策,随后坚决抵制修建领事署,成功守住了外国领事不得正式进驻成都的底线。英法等国虽未能实现正式进驻成都的目的,但实质上获得了领事常驻成都的实利。
[摘要]“二次革命"后,北洋政府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其中县官的选拔与任免是重要一环。在北洋政府的筹划中,文官高等考试乃是未来选拔县官的机制,而当下县官任免的混乱亦须亟待解决,故其决定举行“县知事试验”,以考试的方式整顿吏治。县知事试验只是北洋政府重整权力结构的过渡办法,可视为军事胜利后增强中央权威的政治手段。北洋政府与各省围绕现任县知事的调京试验不断进行互动和博弈。尽管县知事试验多少有些虎头蛇尾,但基本达到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不但结束了县官选拔与任免混乱的问题,使回避制度得以恢复,而且改变了各地县官的人员结构。更重要的是,文官高等考试未能起到选拔县官的效用,经由县知事试验产生的大量候补人员,则成为此后各省之合法县官的重要来源。县知事试验作为一种临时性的过渡办法,对民国时期县官的选拔形式产生深刻影响。
[摘要]日俄战争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劝诱日本政府在亚洲实行门罗主义政策,代理美国在亚洲排除英、法等国势力的渗透。日本政府接受了这一政策,此后一方面在华不断侵略扩张,一方面与美国签署相关协定以寻求国际认可,日美关系一度处于协调状态。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改变了这种局面,日本政府此后将门罗主义改造为“亚洲门罗主义"加以运用,使之演变为排除一切西方列强的干预、独霸亚洲,同时在华建立独占势力范围的区域霸权思想,并由此产生了美国远东政策与日本东亚政策的对立。《塘沽协定》签订后,日美关系在政策对立的前提下呈现出外交竞合关系,竞争的一面表现为双方为维护本国在华势力范围而展开的外事交涉,合作的一面体现在对彼此在华核心利益的互不介入以避免事态升级。美日两国的对外战略并无本质差异,双方均试图主导东亚国际秩序并在华建立排他性势力范围,在华权益的"独占"与“均沾"不过是符合各自国家利益的一体两面而已。
[摘要]学界对二战后首个也是惟一的西欧军事组织——西欧联盟的理论探讨仍显薄弱。通过解密最新档案和归纳代表性成果可知,不同国际关系学说间存在“对同一国际组织的一体化贡献有区别认知”的"差异一体化范式”:宏观国际关系理论的“自由主义”对西欧联盟寄予厚望,“现实主义"却预言了其“高开低走"命运,“建构主义"则长于诠释其东扩、太空协作和落幕的意义;专业一体化理论的“新功能主义"认为西欧联盟擅长促进政治、文化和社会合作,“政府间主义"则强调其复兴后的军事困境,而“弹性一体化”将其一生归结为各国、各组织和多种理论施行不同一体化速度和目标的综合结果。该范式不仅重新阐释了西欧联盟的兴衰,还反映了国际关系“理论后行"的学科属性与局限。
[摘要]梳理“帝国世界观"在4—8世纪历史书写中的发展脉络能够从侧面回应“罗马帝国是否衰亡”这一命题。“帝国世界观"对维持罗马帝国的统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以“罗马永恒"的观念为中心,强调罗马人受到诸神的眷顾、帝国的统治具有合法性和必然性。罗马的臣民们接受了“帝国世界观”,自发地支持帝国的统治。历史书写可以体现“帝国世界观"的宣传与接受情况,因为它对时代精神作出了回应。4—5 世纪,多神教和基督教的历史书写都在宣传"帝国世界观”,表明其是当时罗马世界普遍认同的理念,且能从侧面证明帝国仍然存在。6—8世纪,东罗马帝国的历史书写继承了“帝国世界观”,但同时代西部诸省的作品却对其避而不谈。生活在蛮族王国统治下的居民不再接受“帝国世界观”,这构成了罗马帝国再难维系自身统治的有力佐证。历史书写反映“帝国世界观”在西部诸省的消失过程,为研究“罗马帝国衰亡"范式提供了新思路。
2024年11月16—17日,由《史学月刊》编辑部与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七届新史学青年论坛"在成功举办。本届论坛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共收到投稿论文1100余篇,经专家审阅、评选,最终遴选出71位作者参会,来自国内外35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齐聚一堂,各抒高见,围绕国家治理、外交、政治、经济、文化与思想、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等领域展开讨论与交流。 新进展:国家治理与外交政治史研究 传
肇始于1923年初的“科玄论战”(也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或“人生观论战"),距今已逾百年。然而,由于论战涉及许多长期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因此,从那时起,学术界从未停止过对论战的探讨与反思。尤其是自1980年代以来,一大批海内外学术名家从不同视角对论战进行持续深人研究,极大地深化和拓展了学人对于论战的重新认识。遗憾的是,尽管李泽厚早就揭示出“科玄论战的真实内涵并不真正在对科学的认识、评价或科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