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方”是商王国以自我为中心提出来的概念,含有“处于统治边缘”的政治内涵,现代学界称之为方国。商代方国具有层级性,可分为单一型方国与复合型方国。单一型方国人口稀少,居邑狭小,其内部维持着血缘宗族式的管理,可能仍处在向早期国家的过渡阶段。复合型方国是单一型方国的复合体,可由自然分衍、政治组建两种途径形成。自然分衍的复合型方国没有形成集权统治,其下的各分支方国平等独立,内部组织松散。政治组建的复合
正史记载唐肃宗乾元二年二月发生的月食与女主张皇后行为失据相关,但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当时社会通行的天文观念。在唐人及前代古人知识体系中,“诸侯(大臣)势衰”与“月食修刑”是他们对月食占应更为普遍的认知。肃宗君臣实则选择“月食修刑”的占应逻辑来解释此次月食,借由天象异变惩处施行苛政的李巨,以实现打压玄宗旧臣的政治意图,与张皇后本无关联。代宗诛杀张皇后之后即位,当朝史官篡改月食占应意涵与应验对象,有意塑造
明中后期的方面官迁转,有藩臬递转、每升一级的小转法,亦即由正五品佥事升从四品参议、从四品参议升正四品副使的逐级挨升的迁转惯例。这一迁转惯例打破了此前方面官每升二级、台省不通的迁转习惯。对照“明实录”所载方面官迁转履历与明人的相关论述,可得出如下结论:藩臬递转、每升一级的迁转事例早在明初推行保举、会举制后就已存在,但其大量出现,始自刘瑾当政的正德初年,既有笼络朝士、展现权威之意,亦是为缓解方面官缺大
1905年清廷立停科举后,仍保留了生员考职、优拔贡考试、保送举贡等善后“杂试”,同时与这些考试相对应的有关朝考制度也得到保留。随后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也引发了很大的反响与争议,清廷各级决策者以科举的方式推行之,一般士子则依旧视之为旧科举,趋新媒体则批评为科举复盛。凡此种种,均可见在科举立停的新形势下诸杂试所起的替代科举作用,及朝野对于科举制的迷恋,乃至学堂被逐渐科举化的情况。 清末;废科举;杂试;
民国前期历史教科书在书写辛亥革命与民国建立的史实时,以共和叙事为主。对于由君主制走向共和制的巨变,教科书从原因、过程、结果等各个方面进行阐发,系统论证其历史合理性;尤其是以“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作为关键词概括民初历史,实际突显了“共和”的两个层面:民族融合与政体变迁,从而弹出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双重变奏之音。在此双重变奏中,教科书以民主主义为根本,倡导“大民族主义”,消弭“小民族主义”的消极影
民初以降,四川地方财政长期脱离中央政府掌控。1934年下半年,因川军“六路围剿”红军惨败导致地方财政危机,地方军人被迫向南京政府求援,南京国民政府得以介入川局,实现“川政统一”。为解决财政危机,实现财政统一,南京国民政府在督促地方实现国地税分立、交还国税并裁撤苛杂的同时,同意“川财治川”,并允许田赋附征三倍“剿匪军费”、开征新税;公债方面,南京国民政府以自身财政信用为担保发行“四川善后公债”,收回
近代博物学和医学的发展,殖民扩张中与“有色人种”的大量接触,使西方医学界对人类肤色差异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18世纪以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环境决定论”的批判性认识,成为19世纪英国医学界研究黑人肤色成因的重要思想背景。在其影响下,英国医学界在研究中常秉持一种带有歧视性的“天性论”观念,认为人类的不同肤色并非受自然气候的影响所形成,而是不同人种天性差异的外在表现,且能反映出不同人种的“文明”程度。
在以色列建国前,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常被认为是虚弱多病的族群,而头癣的高发病率被视为这一族群特征的重要证据。如何改善因头癣而被污名化的犹太人形象,成为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以哈达萨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巴勒斯坦多个犹太社区积极开展治疗和预防头癣的公共卫生行动。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大量患有头癣的犹太移民涌入,给以色列公共卫生带来较大挑战。作为应对,以色列发起
20世纪40年代的“发现水杉”事件,是中国植物科学现代化及国际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它彰显了中美学人在科学考察、植物引种和自然保护领域的互动。既有研究多从科学“内史”角度予以讨论,或偏重分析其中的美国因素。实则,民初以来中国林学和植物学界自觉利用现代分类方法逐层整理的本土树种谱系,为川鄂交界处水杉的科学发现奠定了知识基础。基于协同互助和相互交换原则,二战后胡先骕等中国学人主动与美国学界联络,联合开展了
如何认识中国先秦时期丰富的历史故事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在史学思潮多元发展的过程中,历史故事研究范式也因应思潮嬗变而发生转换。顾颉刚提出“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构成的原因”至今已百年,其对孟姜女故事演变历程的爬梳提供了科学史学的实践典范,推动中国古代历史故事研究走向现代。随着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传播,“结构”“母题”“符号”等具有现代意义的概念介入历史研究,研究者开始对故事进行群体的、跨文化的考察,文化
“布尔什维克化”源自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关于策略问题(提纲)》的决议,其最初含义是各国支部基于自身实际吸取使用“俄国布尔什维主义里面一切具有国际意义的东西”,主要包括密切党群关系、采取机动灵活策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严格集中统一的组织纪律及有力的宣传组织工作(贝拉·库恩著,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0页)。“布尔什维克化
近代以来,随着传统天下秩序的崩解,孔庙所根植之政制体系、礼教精神的神圣性逐渐消散,其所承载的权力秩序、道德内核在现代政制下愈发不合时宜。学界先进已对近代特定时段、区域的孔庙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注意到国家与社会在重塑孔庙现代价值时呈现出的认同弱化与悖离(如杨莉:《民国时期天津文庙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吴佩林、姚志良:《“封建遗存”的近代境遇:1928—1930年曲阜孔庙祀田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