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言”是虞夏商周早期王朝国家治术的一个重要特色,“立言”则是周代贵族礼乐政治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其形塑了先秦儒家“言教”和政治伦理型语言观念的传统,而以“周文”传承者自居的孔子则是这一儒家语言观念的奠基者。孔子基于“为政”由“礼”必先“正名”的王道政治学说,特别重视以言资政。上博简《孔子诗论》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为认识孔子语言观提供了新史料:在形式上,孔子以达意、有文和用为政治语言等三个层面说明《诗
《新安志》中关于南宋推行经界法后徽州田亩数的记载与当地经济情况及后世方志均不匹配,田亩数虚高的原因在于大量承担赋税的山林未经细分即划入田亩,而南宋徽州邻近地区方志中大量纳税山林被记于田亩一栏,为此提供了佐证。唐宋之际的山林纳赋经历了由唐代“山泽之赋”到南宋时山林普遍纳税的制度变迁。至明清时,山林纳赋再被进一步细化。南宋对纳税山林的精细化管理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经济管理的历史趋势,它反映了这一时期土
1867年,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在由此引发的争论中,论辩双方均提出了官员是否可以肄习西学的问题。官员应为道德楷模,还是应具一技之长?治国应系于道德人心还是枪炮技艺?这是近代弱政府向强政府转化中所提出的新问题,也是倭仁与奕等人争执的焦点之一。倭仁一派并不反对以西学培养专业人才(“工匠”),而是坚决反对正途出身人员肄习天算,他们担心的是以西人为师与廪饩、升职诱惑对士习官德的冲击。对官员道德的持续
从微观视域出发,将代际问题纳入到党绅关系的研究中,可以增进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地方政治的理解。在皖北的蒙城县,清末、辛亥以来形成了以绅派为主导的强人政治。进入1920年代,随着旅外学生陆续返乡,青年势力逐渐兴起。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入国民党而实现了“党化”的青年与绅派围绕政治、教育等地方资源,竞争日益激烈。由于蒙城的政绅合谋、党部分裂等原因,无论在“毁党案”还是“李铭勋贩毒案”中,党权始终势弱。绅
二战期间,在英国商船上服务的大批华籍海员因战事而伤亡,但华籍海员的抚恤工作面临诸多问题。在华籍海员的抚恤金标准及发放方式等具体问题上,中方与英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涉后,英方调整并提高了华籍海员的抚恤金标准,并决定由中英合组中国海员抚恤委员会,为此后进一步处理华籍海员抚恤工作奠定了基础。战后,中英双方因应客观形势,成立中国海员抚恤委员会,以推动抚恤工作的深入开展。然而,这一时期严重恶化的社会经济形势影
19世纪30—80年代,在阿根廷发生了白人地主、畜牧业主抢占印第安人土地,并对所占土地进行开发的“荒漠远征”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扩张到潘帕斯草原和巴塔哥尼亚高原。来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的巨大需求推动了上述地区畜牧业与农业的发展,使得阿根廷出口型经济日益繁荣。然而,随着出口型农牧业的扩张,物种入侵、土壤退化等生态问题也出现了。面对这些问题,阿根廷人并未寻求转变发展模式,而是罔
苏丹是全球最不发达的前现代国家之一,美国是自二战结束迄今的霸权国家,苏丹与美国1946—2022年间的关系演变,体现了前现代边缘国家与全球体系内霸权国关系的诸多内容。在1946—1955年苏丹争取独立阶段,美国是埃及和英国围绕苏丹主权地位谈判的“第三方”,客观上促进了苏丹的非殖民化进程。在1956—1985年的全球冷战背景下,苏丹经历了两轮文官政府与军政府的国家治理交替尝试,苏美关系在尼迈里政府时
中共建党时期出版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阶级争斗》(原书名《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和李季译《社会主义史》是三部代表性作品,它们对毛泽东等一批党的创建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考茨基著《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它是这批著作中的重要一本,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觉悟,使他们认识到,要改造中国,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它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阶级斗争的认识,使他
刘泽华不仅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家,而且也是新时期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他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有系统的规划,包括学术研究、历史教学和系统论著。从内容来看,刘泽华强调对主体意识的考察,率先提出主体意识的认知结构和双重客体。从形式上看,刘泽华重视探寻历史规律,首次提出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评价性认识三种认识形式。可以说,在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中,刘泽华具有高度的认识论自觉。不可否认,刘泽华的历史认识论存
作为黑人学者、社会活动家以及马丁·路德·金激进思想的继承者,文森特·哈丁专注于研究黑人历史,主张为其人民写作。在黑人权力和黑人研究运动引发的学术革命浪潮中,哈丁认识到美国社会结构和主流文化的根本问题,遂公开拒绝“自由融入主义”,倡导一种批判性的、自我定义的、政治性的新黑人史思想和价值观革命,以培育美国社会任何重大变革的文化基础。当黑人运动陷入低谷后,哈丁从黑人宗教、黑人斗争中反思黑人经历的价值,认
“哈林顿学派”是英国近代前期一批乌托邦主义思想家,温和宪政派共和主义者。他们先后在革命和启蒙运动形势之下,为促进本国政治制度更新,发表多种论著,对世袭贵族制的有无,一院制或两院制议会,官员是否轮流任职、联邦制或单一制,立法官和行政官职守,军队组建和指挥、官员监督等,各抒己见,描绘出大同小异的理想主义蓝图;表达出他们对国家政体形式、贵族体制的看法和纠正;显示出他们对权力制衡、普选制、廉价政府、和谐军
2023年11月17-19日,由《史学月刊》编辑部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六届新史学青年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召开。此次论坛得到广大青年学者的积极响应,共收到报名论文1100多篇,因会议规模有限,最终从中遴选76篇参会。与会作者分布于国内(含港澳台)37所高校,议题涉及国家制度运行、社会文化演进、文献考校与历史书写等诸多领域,现综述如下。 一 国家治理、制度运行与政治博弈
《悬泉汉简(贰)》收录了一枚残简,编号为Ⅱ90DXT0111③:4,简上的文字抄写非常工整,内容是:“传不云乎爱之能勿劳乎其著以□”[甘肃简牍博物馆等:《悬泉汉简(贰)》,上海:中西书局2020年版,第209页彩版,第511页黑白照片。引文为宽式隶定]。这枚简对于研究汉代的政治与文化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此做一些讨论。 一 这枚简的材质为竹子,而隶属于敦煌的悬泉等西北地区极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