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一般认为,西晋官员刘卞试经后担任的“台四品吏”就是八品的尚书令史,被降资品后则任九品的尚书令史,但《初学记》的记载提供了另一种解读的可能。经考证可见,左民曹主掌户籍与谱牒,左民令史则从属于左民曹,执掌内容一致。从现有材料来看,刘卞试经后所任“台四品吏”既有可能是六品的尚书郎,也有可能是六品的尚书左右丞、尚书都令史或者七品的尚书典事;刘卞“下品二等”后担任的“左民令史”,很有可能就是《通典·晋官
秦统一六国,既包括武力上的征服,也包括思想上的征服。商鞅变法之后,与军事行动相配合的是秦对周的文化批判,此过程可称为变周政为秦政。商鞅变法为秦建立了“力争”国策,力图通过军事征服完成对秦的文化塑造。到了秦庄襄王时期,统一是秦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如何化解“力争”国策造成的东方六国的反感,需要秦国在文化上重新作出考虑。两个时代的政治家抓住“圣王”观念,并予以重新解读。《商君书》将秦君塑造成明一法度,任
武周革命前后,地方社会通过置观立碑等活动对中央政权变动作出反应并表达政治诉求。各地相继建立一批为唐高宗追福的道观,其中有几组同名道观尤其值得关注。它们是政策指导下建立的官方道观,体现了高宗的弘道遗志和武则天对权力来源的宣示。以太上老君石像碑、白鹤观碑等为代表的石刻,既是唐前期以地方官为主导的地方社会力量和政治选择的具象体现,也是武周统治时期中央利用道教活动在地方社会施加政治影响的物质载体。与中央政
一个国家民族的语言不仅仅是人际沟通的工具,也内蕴着一个国家民族的道统与文脉。不管是古代中国以“雅言”为尚的语言传统还是近代中国以“白话”为尚的语言变革,都承担着“文以载道”的道统意识,关涉官民互济的文脉建构问题。面对帝国列强的武力侵略和欧风美雨的文化渗透,朝野双方在互动中将文言/白话打造成“国文”“国语”建构起的新的语言统绪,以凝聚民族认同,应对文教危机。学统、政统与道统历来是语言与文脉绕不开的命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基于燃料短缺而开展的陕甘宁边区煤业调查,使中共全面了解了边区煤业开采及其资源分布状况,弄清了边区采煤能力及需求缺口,明晰了边区煤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根据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制定、实施了诸如加大公营煤业的投资力度,鼓励私营煤业发展,加强统一领导,实施计划生产、销售,建立煤业工会,开展劳动竞赛等有针对性的煤业发展措施。这些措施促进了边区煤业的快速发展,有效解决了延安燃
除虫菊是近代日本重要的出口农产品之一。甲午战败后,中国在“以日为师”的背景下认识并零星引种了作为日本新兴农业经济产物的除虫菊。五四运动爆发后,国内商人借助抵制日货的时机,将除虫菊鼓吹成可“杜塞漏卮”的“厚利”农业经济作物,提倡国人种植,以取代日货,开启了除虫菊商业种植的浪潮。“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为从经济上抵抗日本,赋予了除虫菊“经济抗日”的使命和意义,大力提倡种植,获得各方的广泛响应,国内除虫
牛仔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牛仔文化涵盖产生牛仔的牧牛方式、环境、牛马放牧工具(或装备)、技术、服饰等。狭义的牛仔文化指因牛仔而产生的精神文化作品,包括牛仔歌曲、诗歌、小说、绘画、戏剧和影视作品等。广义上的美国牛仔文化在北美的起源和发展与西班牙牧牛方式的扩展尤其是西部牧牛业兴起密切相关。在美国学术界,长期存在关于美国牛仔文化起源的论争。狭义上的美国牛仔文化的兴起与传播把美国牛仔偶像化和神话化,
满足大宗商品运输的需求,是工业革命时期英国运河修建的前提条件。大宗商品运输需求的递增推动了运输变革时代的到来,开凿运河成为当时解决大宗商品运输问题的最优解,作为运输大动脉的运河也成为工业革命早期的生命线,但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英国运河运输廉价而不快捷的不足日趋显现。资本化运作是运河修建的必要条件。运河主要由贵族地主和工商业资本家投资,通过建立运河股份公司的方式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但资本化也带来
《史记·扁鹊传》所载有三种“扁鹊”:“秦越人”之扁鹊、“良医公名”之扁鹊、“借医喻政”之扁鹊。三则医案,所涉及者不皆为秦越人:“诊断赵简子”当出自后世之说,其中提及的“扁鹊”,乃良医之泛称;“救治虢太子”者,方为秦越人,其时在虢国未灭之前;“望诊齐桓侯”一则,病主当为“蔡桓侯”,其中提及的“扁鹊”存在是秦越人的可能。三则医案之记叙,非依据事件发生时间之先后,而是依据其背后之事“义”:抚脉知病、起死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史学期刊之一,所刊论文从实证维度呈现了民国史学演进的脉络与动向。《集刊》的出版,受到新旧中西学问交叉融合的影响,所载论文具有重视西方新学理、运用新见之史料、继承传统考证法的风格特色。《集刊》的作者群体,牵涉众多史学名家,反映了以史语所为中心的学术社群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学人的交往与互动。同时,史语所以《集刊》为平台,培养了大批具有现代学术理念的史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立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批评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派”所为,乃一种追求纯粹客观却不关现实亦无意义的史学研究。钱穆只看到此派科学主义史学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一面,因而其所谓“科学派”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不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同时,钱穆忽视了科学主义史学的价值与意义,亦未正视他自己在治史早期追随“科学派”时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基于历时性考察,作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