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郡是汉代北方边疆主要的屯田区之一,地处干旱至半干旱地区的过渡地带,生态脆弱,其农业社会的发展与衰落均体现出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借助黄河和湖泊水源,汉政府将朔方作为“屯田实边”的据点,引导大量人口迁入,发展旱作灌溉农业。但大规模密集型农业生产和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消耗自然资源,影响原生植被。西汉时期,朔方地区还承担着为内附匈奴部族生产、输送粮食的任务,因而加剧了区域生态压力。人类的破坏与自然
在萧梁末期荆益之争的趋势下,萧纪出蜀东征失败,导致蜀地势弱。宇文泰在西魏内部力排众议伐蜀,占据蜀地核心区。其后在“改置州郡及县”的方针下,以“剑阁成都”一线为主轴,长江沿线为辅翼,大力改造、建设蜀地的政区,以削弱梁朝的影响。平蜀与蜀地政区建设,为西魏营造了巨大的权力空间。为杜绝武川“宿将”、长安魏廷染指蜀地,同州霸府通过垄断入蜀、出蜀的征调渠道,建立对蜀地地方行政系统的掌控权。但在此过程中,同州霸
唐代武职事官阶官化是唐宋武官制度变革的先声。唐代官制的根本特点决定了武职事官需要广泛从事使职,以作为职官制度正常运行的补充。随着战争形势和军事制度的变化,武职事官兼任的使职长期化、固定化,造成了事实上的官、职分离,由此边军和禁军中普遍出现了将武职事官作为阶官的现象。唐代武职事官阶官化的发展与军赏形式转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并与文职事官阶官化的过程相联结。安史之乱期间,朝廷滥授高级武职事正员官
宋代官员凡新授职务,最早收到省札后就可称“新授某官”,这很普遍。其意义一则突显中央权威;二则官员提前注授职务并允许入衔,有利于稳定日益膨胀的官僚队伍。按道理新官上任后应去掉“新授”字样,直接称“某官”,但地方官往往上任半年内,在与中央的往来文书中,仍称“新授某官”。这一时段类似“试用观察期”,一方面新官用来适应新岗位,亦享有“免责”的优待;另一方面所在机构、监司、台谏会监督新官的表现,及时淘汰问题
近代广东既是外国鸦片进口的最前沿地带,又是川滇黔土产鸦片消费的远距离市场,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土洋鸦片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盘根错节,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联系。以往学者认为,近代广东鸦片进口替代率较低,从而以寥寥数笔将之带过。事实上,约自1880年代开始,土产鸦片凭借低廉的价格和不断提高的品质,成为外国鸦片的有力竞争对手,逐渐赢得了广东的消费市场。面对残缺数据,通过采用新的推算方式可知,高峰时期,广东
庚戌(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作为清末孙中山领导的第九次起义,载入辛亥革命的史册。吊诡的是,起义被镇压后,官方与绅、商、学界围绕事件性质与善后问题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冲突。广东当局公布革命党人的口供和物证,力证其为叛乱行动,并解散涉事的七营全体士兵。以粤商自治会为首的多数舆论则认为这是粤省当局处置不善导致的兵变。特别是巡防营在镇压过程中军纪败坏,而由“良家子弟”组成的新军虽然失败但仍不愿扰民,引发“
自1066年诺曼征服至1215年《大宪章》的颁布,是英格兰封建王权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封建王权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以国王和郡守为典型代表,大致呈现三个阶段。首先,三次郡制改革体现了诺曼征服后国王加强地方统治的决心,且国王在二者关系中占据主动。其次,郡守的身份地位和职能属性反映了国王所推行的地方代理人制度,表现为封建王权对地方社会的主动介入。最后,郡守对国王的反抗代表了这一时期地方社会与封建王权之间
前殖民地时代的印度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成文法典。殖民统治时期,为了对英属印度进行有效的司法管理,殖民当局决定组织东方学家和婆罗门梵学家收集和翻译梵文法律典籍,编纂一部所谓的印度教法典。1772—1864年,经过孟加拉首任总督沃伦·黑斯廷斯、东方学家纳撒尼尔·哈尔海德、威廉·琼斯和亨利·科尔布鲁克等人的长期努力,英国殖民当局最终编纂出他们想象中的“文本化的”“权威的”、但同时也是“盎格鲁化”的印度教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面推进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同时,中国正深度走向世界,参与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此背景下,建构为时代所需的区域国别学是当前国内人文社科学界面临的一项刻不容缓的学科建设任务。为探索世界史学科如何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厘清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之间的内在关系,由河南大学主办,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和《史学月刊》编辑部联合承办的“中国式现代
古代中东是多元文明汇聚、碰撞与融合之地。中东古文明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华夏和中东两大文明体的历史交往也是中东文明演进的动力,由此构成了古代中东多元文明流变和互鉴的宏大全景图。中东不同时期文明的流变主要借助物资和贸易往来、人口迁徙或流动、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传播为杠杆来实现。交往手段包括和平与暴力两种方式。中东文明流变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人类文明是人类的共同成果,文明的演化是一个从低级向
与17、18世纪繁荣发展的法德史学相较,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史学陷入了虽有进步却创新性不足的客观迟滞状态。进入19世纪后半叶,随着德国文化的影响力日盛,历史主义思潮在意大利盛行。以克罗齐为代表的史学家立足于意大利文化与史学传统,将“德国历史主义”发展为“意大利历史主义”,也由此形成了差异化的意大利史学发展路径。以葛兰西为代表的学者在对克罗齐“绝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
反思和批判国内外错误思潮,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必要条件。“中国社会停滞论”兴起于西方,延续至今大约有三百年的历史,直到现在还深植于西方学者的文化心理中,同时影响了日本和中国的部分学者。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从古代一直到近代的社会发展是落后、愚昧甚至停滞的,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固定下来,再也没有出现根本性变化,只有靠外力尤其是西方殖民侵略的冲击才能出现所谓的进步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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