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法国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实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并且是欧美诸国中与中国有着最多相似之处、乃至被一些人称之为“欧洲的中国”的国度。值此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为了更有成效地在我国学界加强和推进法国史研究,本刊组织了一组笔谈,围绕法国史研究范式转换与领域拓展进行讨论,尝试反映当代中国法国史研究的主要问题和大致动向。其中,有的作者从宏观层面探讨“批判转向”给20世纪晚期法国史学带来的变革,试图锁定
回顾最近30年来的法国史学,记忆(mémoire)无疑是受关注最多的主题之一,也许没有哪部著作像《记忆之场》(Pierre Nora,éd.,Les Lieux de Mémoire,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1997年版)那样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反响。本文试从记忆的延伸这个角度切入,探讨最近一个时期法国史学的某些新动向。 在《记忆之场》中,有一部分论文的主题是“遗产”(patrimoine),论题涉及遗
历史学在研究话题、方法论、中心思想、分期以及空间范围等方面不断地发展变化。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法国的历史书写经历了重要的转型,从对政治史的书写转向了对文化史的书写[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反思二十世纪法国史与史学史”(Jean-Franois Sirinelli,“Réflexions sur l’histoire et l’historiographie du ⅩⅩe Sièc
2002年,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的著作《美国人民的历史》被阿戈内出版社翻译引进到法国后,很快就成为法国出版界的畅销书,销量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就突破10万册,形成了一种“津恩效应”。不仅如此,法国史学界兴起了一股人民史的写作热潮,出现了诸如《南特人民史》[阿兰·科瓦等著:《南特人民史》(Alain Croix,Histoire Populaire de Nantes),雷恩:雷恩大学出版社201
《春秋》所载列国之“同盟”,本义是同礼与盟礼之合称。凡霸主召集的会盟,如果在盟礼举行之前,又有诸侯集体朝见盟主之礼,则谓之“同盟”。这在制度层面上是对周王朝会盟制度的延续,也是春秋霸主权威的礼制依据与合法性来源。但霸主召集同盟全凭己意,无须请命于王室,而春秋时期真正由周王室主持的会盟却无“同盟”之名,王室甚至还会派员参与诸侯同盟,以壮霸主声威。由此可见,霸主“同盟”名义上比拟王官伯主导的“小会同”
宋代中华民族的创新力呈现井喷状态,在色彩的辨识与表现方面,也做出了一系列历史性的新贡献。宋人喜欢用色彩来命名物品,辨识度相当精细。为适应生活和审美的无尽追求,宋人勇于“与造化争妙”,积极创造了不少新色彩。尤为突出的是生物色彩的技术创新,一是自北宋开始规模化养殖金鱼,并在南宋杭州产业化、商业化,进入人家庭院池养,其变异现象受到达尔文的关注;二是北宋洛阳牡丹色彩大增,并将白牡丹用药物培育出碧色牡丹,每
监牧改制是北宋熙丰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点并不限于监牧体制内,而是结合土地、民兵、军事、蕃部、缘边经略等多层面的综合改制。随着地方监牧司的陆续废除,国家马政体系全面更新,国家养马转向民间养马,政府重建并强化缘边买马机制,后者是旧监牧资源“重组”的重要方向。大量监牧盈余物资通过“市易茶本金”投入到缘边博马、市籴等。监牧改制中土地与物资的运营充分彰显了新法所特有的国家财政统筹特点,通过专项机构设置、
辽朝国俗柴册礼具有上皇帝尊号的功能。据《辽史》记载,辽朝有七位皇帝在位期间举行过柴册礼,其中太宗朝举行过两次;在这八次柴册礼中,仅世宗通过柴册礼上尊号。查检宋人记述以及辽代石刻文献却发现,辽朝中后期用柴册礼上皇帝尊号已成定制,兴宗、道宗、天祚帝在位期间均有此举。柴册礼主要为辽朝皇帝上汉式尊号,契丹臣僚赞礼、观礼。具体仪式包括有司奉册、读册及皇帝受册等。辽朝通过柴册礼上皇帝尊号,对内兼采契、汉之制,
在晚清自强话语的构建过程中,以团练谋求国家强盛的主张亦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并在甲午惨败和胶州湾事件后亡国危机的刺激下被更多官绅所鼓吹,从而形成一股引人瞩目的团练自强思潮。其间,旨在解答团练何以能拯救中国和如何办团方能救国的团练自强方案被密集提出,直接促成了清廷继咸同时期之后二度在全国范围内倡办团练,并因其“为海宇策富强”的目标而意味着办理团练已从针对地方动乱的临时性防御策略上升为旨在实现国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首次出现了海港检疫、陆地边境检疫和航空检疫共存的格局,已具备“国境卫生检疫”体系的雏形。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将沦陷区的海港检疫交由海关代办,但由于战时海关态度的转变以及滇缅公路的开通,1939年起国民政府将国境卫生检疫的重点转移到云南边境,卫生署建立了腾越、蒙自、畹町等陆地边境检疫机构,因缺乏经费与人才,其业务仅围绕预防注射展开。1942年5月滇西地区沦陷后,卫生署在云南的陆
7世纪末8世纪初,波斯一部分琐罗亚斯德教徒因不愿改宗伊斯兰教而被迫背井离乡,在“宗教诉求”的驱动下形成团体,几经辗转,于8世纪中后期登陆印度。此后经过近三百年的努力,该群体通过建构他者认同和完善共生模式,顺利定居塞犍,成功建立火庙,得以融入新环境,成为新的族群,被印度人以“波斯”谐音称为“帕西人”。10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叶,帕西人在与不同族群、宗教团体的交往和冲突过程中强化了“族群认同”,在个人选
荷兰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家赫尔曼·保罗教授应邀参加访谈,分享了他的个人治学经验。师承当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的保罗教授将“美德语言”引入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领域,提出了“学者角色”的概念,引发了学者们的关注。此次访谈探寻了保罗教授个人的治学经历,他提出的“史学史与历史哲学”宣言的具体内涵,他正在进行的美德和恶习话语历史的研究项目,他对当代史学理论发展趋势的洞见以及他给中国学者从事西方史学理论及史学
“御史中执法”见于《汉书·高帝纪》。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刘邦发布求贤诏令(下称“求贤诏”),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吿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酇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颜师古注:“晋灼曰:‘中执法,中丞也。’”(班固:《汉书》卷一《高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1、72页)由于相关材料较少,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