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如何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现实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视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困境,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现实要求,遵循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基本方略的内在要求,对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提出一系列新观念、新思想、新战略,明确了新时代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基本遵循、战略主题、价值追求、实现途径、重要保证、责任担当,彰显出鲜明的战略意蕴、人民情怀、系统思维和实践品格。深刻理解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理念的生成、要义及特质,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摘要:数媒时代,牢牢掌握网络文化领导权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关乎党的事业、国家前途、人民命运。坚持党的网络文化领导权彰显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意识形态性、实践性和人民性等本质特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加速演进的关键期,网络空间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网络意识形态渗透、官媒的"塔西佗陷阱"风险、网络享乐主义腐蚀以及网络标签加重群体割裂等网络文化治理方面的风险挑战。坚持党的网络文化领导权是文化建设的实践主轴,需要增进共识、强化共振、推进共建、完善共治以推动网络文化的系统治理,为持续提升党的网络文化领导权注入强劲动能。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法系国家以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为蓝本,相继在刑事诉讼制度中引入刑事协商机制。但是,这种法律移植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无论是意大利、法国还是德国,都对这种刑事协商机制的适用范围和协商幅度作出了严格限制。这些国家赋予了法官在量刑协商中的诉讼主导地位,法官要么通过主持正式协商程序,要么通过亲自参与量刑协商活动,对量刑协商的开展和量刑协议的达成进行实质性的诉讼控制;对于诉讼各方所达成的量刑协议,法官还要进行实质性的司法审查。大陆法系国家改造刑事协商机制的经验,显示出以实体处分主义为核心的刑事协商机制至少受到三个方面的抵触:一是实质真实观念对合意真实观念的抵触,二是实质性正义价值理念对协商性正义理念的抵触,三是职权调查构造模式对于控辩双方诉讼控制模式的抵触。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安徽位于中国南北方的交汇处、东西部的接合带,地理位置独特,文化生态多样。其中,徽州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地理区域,主体位于安
浩浩长江,文脉激荡。长江安徽段是衔接中游和下游的交通大动脉,在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演进过程中,构建起“承上启下,汇通四方"的时空坐标,为多样文化的延续、交流、融通提供了广袤的舞台,成就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壮阔版图。深入研究安徽长江文化,对于全面理解中华文明的深层内涵、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也能为持续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长
淮河是中华大地上一条古老且孕育文明的河流。淮河流域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淮河安徽段位于淮河中游,是淮河文化资源最为丰厚的地方,存在许多文化现象与形态,大都具有中华文明标识的意义。 一、安徽淮河文化的变迁脉络 淮河文化的形成与其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尔雅》云“江、河、淮、济为四渎”,淮河是“四渎”之一,渎有独流入海之意。中国古代对河流分别有江、河、
大运河安徽段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又称汴水、汴渠、汴河)的核心组成部分,流经淮北市滩溪县、宿州市埔桥区、灵璧县、泗县,长约180公里,其中地下河道遗址约133公里,是贯穿黄河、淮河两大水系的重要河段之一,是中华民族悠远绵长的文化基因和安徽地域文化特质的生动载体。研究其沿线城市因水而兴、水脉相承、文脉永续的特点,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经济与生态价值,它为理解古代漕运制度、水系变迁和区域发展提供了独
黄梅戏以其清丽婉转的声腔、生动质朴的表演与浓郁的乡土气息独树一帜,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音乐”。黄梅戏文化伴随黄梅戏艺术形式积淀而成,不仅涵盖了剧本、唱腔、演员、表演程式等黄梅戏艺术本体,也包括与之相关的地域文化、民俗风情、精神气度等方面的多维空间,还包括其在传播、传承、发展中的各种形态。在动态发展中,它始终保持着蓬勃的生命力,彰显着自我价值。 一、文化流布:长江流域的艺术迁徙与多元融合 长江中
摘要:“生态文明法治”是我国“生态文明”和“依法治国"两大战略布局交汇形成的中国自主性概念,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法理意蕴,具体表现为“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维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生态观以及“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的最严法治观,并从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三个维度实现视野拓展和理论延伸。生态文明法治与环境法学彼此影响、相辅相成。一方面,生态文明法治为环境法学研究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场域;另一方面,生态文明法治必须依靠构建现代环境法治体系来推进。生态文明法治不仅对环境法学提出了转型需求,同时也为其重构理路提供了方向性指引。具体而言,生态文明法治以“生命共同体”本体论预设了环境法学“生态经济理性人”的新的人性标准,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论重构了环境法学的法哲学范式和以“最严法治论"增进了环境法学的法学特性,促使其回归法学本位。只有立基于生态文明法治,才能构建起符合中国国情政情社情的现代环境法治体系,中国环境法学的转型升级和自主知识体系之构建才能真正实现。
摘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顺位指司法机关介入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其他诉讼类型之关联关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顺位规范实质是依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为追究或者实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创制程序规则。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顺位规范既涉及行政磋商,又关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还可能涉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结合政策规范、构成要件、学理观点和实证判决,存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出现自然资源资产损害案由、体现鲜明诉讼便宜路径选择以及检察机关地位凸显的三重张力,颠覆当前司法政策立场和部分学者观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顺位规范法教义学重构应实现权利论到义务论理论转型、创制案件会商和信息公开制度,并考虑在生态环境法典、检察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立法中完成体系化、整全化和建制化规范表达。
摘要:“两中"名称的来源应与礼器无关。“圭中”名称可能来自“揆中”;“祥中"的“祥"通“两”,“两”有协耦之意,表明“祥中"是协助“揆中"者,或是在“揆中"和夏后之间协调的人。所以,《两中》里“祥中"可以简省为"两”,但为区别代表两位天使的"两中”,又特别制造了“祥中"的名号。“中"表示治国大法。“后”是人王的称呼,“夏后"指的不是禹而是启。“后帝"生前是杰出人王,死后进入天庭,并在天庭负责具体政治事务,是可以发号施令的最高统治者,属于祖先神,“后”是“后帝”在人间的化身。“上帝”是天道的象征,是“天"人格化的产物,属于至上神,所以在文中“上帝"常常与“皇天"对应出现。《两中》没有祖先神与至上神合二为一的现象。“上帝"可以有情感、有行动,可以降民监民,可以开示法则,可以赏善惩恶,却是不言的,不会直接发号施令。“后帝”和"上帝"都可以简省为“帝”,但“帝"的具体意涵必须放到文本中才能落实。将这一原则与《五纪》《参不韦》相比照,可以发现三者基本上是相通的,从而进一步确认了这三个文本可能有着共通的时代与思想背景。
摘要:清华简中包含着丰富的"五行"思想,不同篇章各有侧重。《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重在说明祭祀,《汤在啻门》《参不韦》着重总结邦国治理经验与原则,而《两中》重视“四时之大顺”,展现了楚地五行观念的发展演变与思想内涵。《两中》作为历史上最早记载以“句余芒"为代表的四时之神的文本,不仅弥补了传世文献的这一空缺,同时也揭示了构建四时与五行关联性的重要依据,即两者同属某一神灵的管理范畴。楚、秦的四时五行观念与齐地不同,据此可将清华简和《吕氏春秋》的五行归为“句余芒”(或“句芒")类五行、《管子·五行》的五行归为"奢龙"类五行,凸显了战国时期五行观念的地域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伴随着六国的统一,最终形成《吕氏春秋》《淮南子》中的共识,影响后世。
摘要:清华简《两中》以“两中"教诲夏启的形式阐发政治思想,中道思想即“中""天中之则"贯穿文本,并体现在神祇“两中"的名号中。“中”"天中之则"作为与“德"紧密关联的政治伦理原则,体现为政治运作的方法论,构成了君主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并把天文人事统一在一个整体场域之中而上升为带有宇宙根本法则性质的价值。“中"作为检验政治治理的最高标准,最终落实到统治者回应“民"之期待的效果上,即“中于民”。
摘要: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战略与实践是建构中国乡村振兴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支撑。立足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视野,系统阐述建构中国乡村振兴自主知识体系的若干标识性概念:从发展道路高度阐述乡村振兴的历史方位,体系化学理化阐述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立足健全长效机制阐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体系化总结提炼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关键路径,从外在帮扶与内生发展结合维度构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动力体系,坚持党对乡村全面振兴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化。六大标识性概念构成层级清晰的理论矩阵,为乡村振兴自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从概念集群到理论范式的跃升,对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摘要:数字化积分制具有乡村社会动员的功能特征。数字化积分制是将数字化与积分制相结合,发挥数字技术的治理优势与功能作用,以数字技术赋能积分制,动员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增强村级组织的动员能力。基于数字动员的理论分析视角,文章分析数字化积分制的数字动员情境、动员形式与动员效应,研究数字化积分制的治理基础、实践逻辑与社会联结功能。研究发现,数字化积分制具有乡村治理转型的治理基础,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通过数字积分的运作程序,有助于缩减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能,其根植于日常生活的积分规则,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村民的日常行为。数字化积分制通过构建数字公共空间,有效组织动员了村民参与集体行动和村庄治理,强化了乡村治理的社会联结,为型构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制度空间和路径参考。
摘要:乡镇包村制是一种非科层化治理机制,从乡-村关系的视角,提出“扩展连带型组织"的概念对其组织特性进行分析,并对其治理效能进行解释。“扩展连带型组织"即指乡镇科层组织在常规职责之外扩展出包村职责,且在包村职责下对村庄治理承担连带责任,具体体现为责任连带性和责任扩展性两个特征。扩展连带型的组织特性能够实现双重整合,一是乡-村之间的纵向整合,责任连带性促使包村干部采用动员式治理方式开展工作,动员式治理能够生产乡-村之间的情感性信任关系,推动乡镇为村庄提供下沉支持;二是科室之间的横向整合,责任扩展性为乡镇干部提供了多元化的成长机遇,培养了其总体战略管理能力与因地制宜转化能力,有利于培养“一专多能"的乡镇干部,“多能"反哺“一专"增进了科层常规工作的整体性和回应性。
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时代语境下,青年人乡创业成为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的关键引擎。文章基于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构建“嵌入式联动"分析框架,系统阐释青年入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双向赋能逻辑与协同发展路径。青年人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嵌入式联动"是"资源—结构—关系—认知"四维协同驱动的结构化实践,通过资源嵌入实现城乡要素互济与价值复合增值;通过结构嵌入促成经济体系重构与治理格局焕新;通过关系嵌入达成社会网络拓维与信任资本再生产;通过认知嵌入催化价值坐标重塑与思维范式转型。在嵌入式联动的理论框架下,协同发展的核心在于把握好“嵌入性"与"联动性"的辩证关系,从制度创新、资源整合与政策调适三个维度构建系统性支持体系。青年入乡创业实践通过适应性嵌入实现城乡文明的互补共进,最终指向城乡文明共同体的系统性重构。
摘要: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消费中服务消费占比、GDP中现代生产性服务占比、消费基础设施水平等,都具有优化提升的巨大潜力与空间,对扩大消费需求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当前,我国扩大内需尤其消费需求的主要障碍,除了收入分配格局方面的限制、政策协调与制度创新的短板外,还在于升级的消费结构与既有产业供给结构之间的严重不匹配,源于“总需求向服务业集中而总供给向制造业倾斜"的结构性失衡矛盾。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中国扩大内需尤其消费需求的深层障碍,在于制度创新滞后导致的制度供给不足与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这是扩大内需尤其消费需求遇到现实障碍的底层逻辑。因此,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我国扩大内需尤其消费需求的根本途径与有效措施。
摘要: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金融体系,深刻改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式。构建金融基础设施、释放金融数据价值、提供智能高效算力、算法驱动优化金融服务流程,成为人工智能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技术支撑。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需要充分释放人工智能红利、推动人工智能与金融领域深度融合,助力技术创新与场景落地,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金融"加速器”。当前,大模型幻觉增加、金融场景适应性不足、复合型人才供给短缺、数据安全与可靠性受到挑战以及监管科技有待完善,成为制约人工智能持续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因素。加快人工智能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需要打破技术瓶颈,驱动金融协同创新;增强业务适应性,推动应用场景精细化;面向金融发展需求,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完善数据安全治理,建立数据标准评价体系;推进监管科技发展,构建动态监管格局。
摘要:以共同富裕为导向推动劳动力要素市场改革,既是顺应经济增长动力转型的客观需要,又是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新发展阶段的具体体现。人力资本取代物质资本成为推动增长的动力源泉,意味着人的有效激励和高效配置成为激发创新活力的关键,劳动者公平参与和公平取酬是最佳实现路径;共同富裕成为发展的战略目标,意味着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在于“人”,有为政府需要在市场制度建构中坚持共同富裕价值导向,达成效率最优化和效用最大化的协同。以共同富裕为导向推动劳动力要素市场改革,需要将"公平增进效率"理念贯彻于经济治理的全领域和各环节,以分配公平增进人力资本积累、创新激励与牵引产业升级,提供与新发展动力相适配的制度供给。
摘要:金融资产管理行业繁荣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市场乱象,给金融监管和司法审判带来了新问题、新挑战,传统的司法审判理念和方法难以较好适应当前资产管理案件审判工作的需要。针对这些新问题、新挑战,为实现司法审判的公平正义,最高人民法院《九民纪要》提出建立“穿透式审判思维”。穿透式审判作为适应当前资产管理案件审判工作的一种变革方式,蕴含着丰富的法理和原则,对审判工作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趋利避害,应当从立法上构建金融资产管理案件穿透式审判法律制度,以期更好发挥其司法保障的积极作用。
摘要:胡适日记不仅纪录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演变,而且纪录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胡适读中学时就开始撰写日记,直至临终前仍坚持不辍。在长期的撰写实践中,胡适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日记观:日记可以看作思想的雏形,是思想形成过程的阶段性记录;日记是绝好的自传,从中可以看出人生每一个关键节点上的选择;日记书写要率真,可以毫无保留地表达观点和感想。为适应不同时期的境遇以及日记公开出版的需要,胡适一方面为日记书写制定条例,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改造日记的书写形式。他的日记观念和书写改造,既为后世保存有价值的学术史料,也在文体改革上作出了贡献。
摘要:《豫敬日记》记录了旗人遗老豫敬在民国时期通过出租房屋、存款生息、买彩票等方式治生以及为生计所困的焦虑心态。豫敬之所以治生焦虑与其旗人遗老的面子排场以及吸食鸦片、观剧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治生的记录揭示了豫敬遗民思想的本质和内核,主要是失去官职后的治生压力使得他本人对民国政府产生敌意,与精英阶层的重建传统存在疏离感。而在反现代化的保守主义立场上,豫敬又与精英阶层存在一致性。
摘要:何绍基是道咸同三朝文学与学术发展的重要见证者。从何绍基日记出发,可见他与桐城派文人如梅曾亮、朱琦、王拯等人的密切往来。在与桐城派人的交往中,何绍基对桐城派文人、桐城派书籍及其批点技艺有更多的关注和理解。不过,日记所见何绍基与桐城派亲切关系仅是历史的部分镜像。在《何道州评点姚惜抱集》中,何绍基从义理、考证、辞章等方面对姚鼐的文章展开全面批驳,凸显了尚真求实的文章理念,奠定了他作为道咸同三朝桐城派激烈批评者的身份。日记与批点本所呈现的“两个桐城派”,是何绍基日常生活与思想世界的直观反映。何绍基把记载日常生活的功能交给日记,而将记录阅读世界的任务让渡给批点本。可见,在文献记载手段与载体多元化的清代,日记在与其他文献体式的较量中并不总占据优势地位。故利用日记从事清代文学研究,应在关联比较中选择最有效的文献体式,以便所描绘的历史更加真实而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