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意恩仇、臧否人物、指点江山的自媒体时代,人人都能掌握批判的武器,尤其是对于事件及制度性的剖析,往往具象落脚到人,比如把人分类为浓人淡人、NPD人格,或者归因于原生家庭、东亚父母……这些语词进入社会流通的初期,高度凝练且迅速地对境况做出了“诊断”。自启蒙运动以来,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席卷全球,医学几乎壮大为可以与宗教/信俗、法律/道德划江而治的新的社会控制机制。何谓控制机制?霍布
46年前,我24岁,衣袋里放着高考录取通知,搭乘公交车来复旦大学入学报到。也许是心情激动,没留神,下错了车站,在复旦大学站前面的电力所站下来。旁边有个好心人看我在东张西望,就指点说:你是到复旦大学吧?往前走半站路,就看得见校门了。好事真需要多磨,就这样我多走了五六分钟的路,才看见了校门口龙飞凤舞的四个大字。但这几分钟的路程,在我的感觉里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那天以后,我在复旦校园里读书、上课、泡
夏天(上海师范大学讲师):您在陈思和教授从教四十二周年暨《从广场到岗位》新书发布座谈会的发言中,对思和老师的定位很清晰,一是思和老师带着他的特定的学术传承进入他所关注的领域,其次是思和老师有您称之为“对‘来自未来的眼光’的意识”。在这样的定位后,您谈到与他有很多共同或类似之处,但也有一些不同而互补的地方,希望您进一步展开谈谈后一方面的情况。您觉得您和思和老师的最大不同在哪里?互补在什么地方? 王
陈思和先生以其独特的学术视野、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以及高尚的人格魅力,成为坚守人文精神岗位的典范。人文精神是其研究的对象,同样是其学术生涯的主线;“岗位”是他对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概括,更是他为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在社会现实与学术发展中指出的未来。“人的文学”这一提法自五四至今已经走过百余年历程,一代又一代学人用自己的学问涵养与生命经历参与、解读、建构这一动态谱系。无论是对文本的细致体察,对作品生命力量的
20世纪80年代开始读到陈思和先生的书,但第一次见到陈思和先生,是90年代初,在河南大学的校园里,印象中好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会议,或者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或者是中国新文学学会年会,记不清了,许多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学者都在,陈美兰教授也在,为什么记得,因为陈思和先生把我当成了陈美兰教授的研究生了,我向他做出了解释,我的研究方向是文艺学。那次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我听到了许多会议发言,对于陈思和先生的
一 著名作家王安忆在《重建象牙塔》一文中这样形容陈思和的学术特点:“你可以说他学院派,说他学究气,我倒情愿用俚语里‘书虫子’这个叫法,我觉得很准确,也很形象。你想书虫子钻啊钻的,钻进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并说:“陈思和要将知识分子从广场上召唤回来,是不是就是召唤进象牙塔里?他的声音很微弱,风一吹就吹散了,可总是有声音比没声音好。”①这确是一个贴切的比喻。 陈思和生于1954年,1978年进入复旦
2015年我曾在《书城》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少年成长与学术姿态——读陈思和的〈1966—1970暗淡岁月〉》,此文后来收入《陈思和文集》。 《1966—1970暗淡岁月》是陈思和的人生自传,重点写他在特殊年代的十年人生,那时他尚未走上学术道路,因此我那篇文章重点针对陈思和的成长经历谈了一点读后感,对他的学术贡献从“后视”的角度略有涉及,但谈得不多。这次读他的《从广场到岗位》,我觉得这本书正好从学术
当历史进入现代,理性主义逐渐挤压神鬼的存身之处。福柯认为“当理性的普遍的自由的和公共运用相互重叠的时候,启蒙就存在了”①,科学实证主义精神就是要让一切事实都可以经受住显微镜的检验。19世纪中后期,重重危机逼近,中国的知识精英不得不另觅他途,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作为评价传统的标尺,展开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批判。“迷信”的起源众说纷纭②,反对迷信虽说并非一时之新,但能够肯定的是,现代以来通行于世的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