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和形成,具有特定的实践基础和条件,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重大创新成果,具有深刻的实践意涵。它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围绕党的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新闻舆论工作、文化传承发展、国家文化建设等方面展现出丰富的实践内涵。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新征程全面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科学遵循和行动指南,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而且展现出丰富的实践面向、鲜明的实践特征,它源于实践,也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篇章,涵括了鲜明的目标指向、丰富的核心要义和科学的实践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把握文化建设问题,提出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即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逻辑严密,明确了我国文化建设的价值指向、信念支撑、重要法宝、思想引领、发展格局等核心要义,构成了从出发点、动力源,到方法论、基准线,再到场域拓展的内容体系。推动新时代文化发展,要切实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内核,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内在规律,坚持党的领导,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持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一批政治立场过硬、理论素养深厚、业务能力强的宣传思想干部队伍,着力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名儒王阳明制定并推行的《南赣乡约》历来被视为明代乡约的典型,早获学者重视与盛称。但与其所获评价不相称的是,此约的颁行过程与实施情况缺乏相应记载,而在其推行之后南赣地方的乱象并未有深度改善。这现象显示出历来对于此约文本中所蕴含的时代信息尚未有整体深入的掌握,而由此延伸的针对性研究仍有待全面展开。通过对《南赣乡约》文本的深入阅读与论析阐释,揭示其形成背景、目的、性质以及运作上的一些特色,认为此约本为江西省内一个巡抚辖区政府敉平地方动乱之后的善后措施,实行于里甲组织之中,涉及的民众包括土著的里甲“良民”和本来无籍的外来“新民”,官方鼓励前者以此约自治,又依托此约监管后者,呈现出一约两式的社会控制形式。由于《南赣乡约》涵盖的地区广大、乡都单位众多,故在推动过程中,此约虽有官方支持,但约文却是仅供架构与模版之用,实际仍需乡里因时因地制宜而后能起一定治安成效。此约在一定程度上亦反映出制定者王阳明的政治思想与手段,在以武力与律令彰显政府权威之余,授权乡村地方进行有限度的自治,针对不同的约众又有对应的布置与要求,总体以约束大众而控制小众为原则,以教民向善为依归。
在儒家思想中,民心向背涉及政治统治的正当性问题。在王船山看来,民心有着真实与虚假之别,虚假的民心飘忽不定、随波逐流,真实的民心则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共通层面,因而可以将其作为政治生活的坚实基础。船山从民生、人伦、性命三个层面展开对民心问题的阐释,并呈现出统治者“得民心”的特有方式,最终将历史的维度、先王的政教传统、共同体的生活与民心的实现联系在一起,为其重塑正统论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思想逐渐会通,佛教迎来了理论创新高峰,但谏迎佛骨、会昌法难的发生说明佛教与中国社会的矛盾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中国化。裴休被唐宣宗称为“真儒”,同时笃信佛教,他继承并发展了师友宗密的禅教一致、一心万法思想,并参与撰写了黄檗希运的即心是佛思想。裴休以禅思想融会儒家,将慈悲与仁爱、禅教一致与述而不作、阐教利生与经世致用、圆觉与成圣、心性与道等会通,涵盖了两教的核心教义、社会功能、终极超越等内容,对儒释两家做了全方位的融会贯通。裴休以禅宗心性哲学为核心、儒家济世为功用,不仅在个体层面实现了生命的宗教解脱与儒家经世致用的融合,而且其儒释会通思想也成为宋明理学的先声。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命题作出的深刻阐述。所谓的“连续性”,是指在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核心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从未中断。文学人类学派在阐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时,以文字的诞生为节点,将文字诞生以前的文明称为“大传统”,将文字诞生以后的文明称为“小传统”。大、小传统之间是孕育、催生与被孕育、被催生的关系。文明起源所关注的大传统时代,正是理性和科学建立权威之前的神话思维时代,运用神话学理论对这一时期的神话传说进行综合研究,将有助于为考古发掘的实物、现场、先民生活与信仰的遗迹提供文化观念上的理解和阐释线索。“鲧禹治水”神话家喻户晓,运用中外神话学理论对该神话所反映的文明连续性意义进行发掘,将有助于深刻体认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景观与精神标识。
费孝通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学的重要开创者,其思想和学术资源已被学界进行了多元解释、研究与拓展。《乡土中国》中通过大量分类概念对社会关系结构及秩序的论述,迄今仍未得到充分阐发,而分类却是理解不同文化境域和生活世界得以建构的认知基础。通过对费氏《乡土中国》等系列文本中所呈现和反映的思想流变进行梳理和解析,可以发现,以差序格局为代表的一众理论概念蕴含着丰富的分类思想,这种思想既来自费氏本人与传统文化、同辈中西学人的对话以及为回应时代问题作出的思考,也是他终其一生对中国式现代化之变迁路径不断进行反思的学术直觉和文化自觉的结晶。研究认为差序格局作为中国本土社会结构理论构型,其中“长幼”构成生成基础、“尊卑”形成层级阶序、“公私”建构关系结构,三者之间形成了从血亲到拟血缘的游移、从自然理性到价值伦理的转换、从家族宗亲的权力关系到家国同构的政治治理逻辑,其中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交互作用。最后认为当下仍需要对费氏的分类思想进行“三阶反思”。
科创板设立的初衷是强化资本市场对科技行业的支持力度,推动金融资源向硬科技领域聚集,进而促进科技型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科创板对于科技型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并提出待检验假说,然后构建PSM-DID模型,利用2016—2022年我国企业上市前后相关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研究发现,科创板上市对科技型企业的创新能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融资约束缓解以及投资者关注是科创板提升科技型企业创新能力的主要作用渠道,而企业信用评级能正向调节这种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有学术机构任职经历高管的企业、董事长不兼任总经理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后,其创新能力的提升更为显著。最后,文章从完善科创板上市规则、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投资者关注度、强化高管学术研究经历等方面提出科创板促进企业创新的系列举措。
如何通过新型举国体制促进科技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从而推动战略产业的发展与战略目标的实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命题之一。新型举国体制助推科技创新的实现机制主要包含战略统合机制、组织整合机制、科创融合机制和市场竞合机制。通过对中国高铁发展的案例研究发现,新型举国体制助推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战略、组织、技术和市场机制的有机整合与高效协同。为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一方面要划定新型举国体制的适用领域与运行边界,实现政治逻辑、市场逻辑与科学逻辑的有机耦合,构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互协同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要尊重科学规律、市场规律和人民智慧,实现政治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动态平衡。
太和十年,孝文帝实行定民户籍的措施。这一措施是与三长制、均田制、新租调制的推行相联系的。可以说,孝文帝定民户籍是以三长制的实行为保证,对均田制下的农户户籍的重新登记保证新租调制的推行。定民户籍的实行确定了受田农民的小户制占有主流地位,并有益于推进汉人与拓跋鲜卑人户籍的一致化,还使国家可以改革封爵制度,实行实封爵的封授。因为封授的食邑户是从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民分割而来的,也就与一般编户民存在一些差别。可是,由于北魏国家对食邑户封授的严格控制,食邑户很难与受封爵者建立密切联系,因此,食邑户与国家编户民的社会地位是相同的。应该说,孝文帝实行定民户籍取得了不能忽视的重要成效,成为推进社会改革的重要影响因素。尽管孝文帝定民户籍不能消除国家户籍的多样性,然而确定了均田制下的农民小户制占主流地位,所以国家的农业发展和财政收入都获得比较可靠的保证。
唐代经学和史学的繁荣发展,呈现经史区隔、经史互动、经史交融的学术特点。《春秋》经传具备经、史双重性质,刘知几《史通》将其纳入史学视域进行探讨,多涉及对经学观念和儒学经典的评价。从《史通》对《春秋》经传的引述中可以看出其史学思想是融汇经学的。刘知几将《春秋》经例视为史学、史法的源头以及模范,在推尊与批判《春秋》经传同时,表达理想的史学思想。《春秋》与《史通》实录意识具有循例责实与得实书史的不同特点。通过考察刘知几批评《春秋》的“实录”,发现其实录意识具备自觉性、反思性、丰富性,但其对《春秋》实录意识的理解仍有隔阂。
汉代以降,历朝统治者为标榜“尊儒崇道”,竞相赐予孔府差徭优免的特权。然进入民国,特别是北洋军阀统治后期,由于儒学正统地位不再,以及赋税加派问题愈演愈烈,孔府依旧例享有的这一特权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因利益攸关,孔府连同孔氏支族、庙佃户等相关利益群体遂依例据情进行申诉与抗争。而地方官员的回应尽管因人、因时而异,但在强调赋税加派的正当性方面却高度一致,新语境下赋税加派之累最终成为压垮孔府差徭优免特权的“最后一根稻草”。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彼时孔府差徭优免特权的终结具有不言而喻的历史正当性,尽管这一事实表达停留在实践层面,而未上升到制度层面,但官方话语一再强调的赋税加派的正当性实际较为有限,特别是当赋税加派超过纳税人所能承受的限度,并产生税收不增反减的“税收悖论”时,其原本所蕴含的正当性就会损失殆尽,后来北洋政权迅速走向败亡,于此也可看出一些端倪。
从艺术表现的内在机制而言,新歌剧《白毛女》的经典性主要体现在音乐表现机制的创新性,即西方歌剧体式中中国传统戏剧音乐元素的“融入”和经创造性转化后产生的“新变”两个方面。这种内在于艺术本体的生成路径,不但促成了新的音乐艺术元素在整体艺术架构内的和谐共存,且较为圆满地坚持了歌剧的基本艺术特征,从而形成了延安时期戏剧创作的重要历史经验。这一历史经验在当时的新秧歌剧和平剧改革中已有一定的呈现,并对当代戏剧的民族化路向与现代化探索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