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工智能(AI)革命不仅仅是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也是一场知识生产方式的革命。AI发展由基于符号逻辑的演绎推理到基于概率的归纳推理路径,恰是人类认知的逆向过程。机器学习算法模型可以被视为AI的工程原理或技术原理,但不构成其科学原理。AI感知识别、推理判断、生成创造等能力都是基于相关关系的数学计算,与基于因果关系和直觉感悟的人类智力有着本质的区别,且不可逾越。AI只能作为工具而不可能替代人的智能。AI造福人类的同时,其生产的伪知识和信息垃圾也会深刻影响真实的物理世界。AI时代出现的“职业极化”和“数字鸿沟”,将有可能使我们致力建设的“橄榄型”社会演变为“哑铃型”社会结构形态。面对AI引发的社会结构变革,社会治理体系亟须从“被动回应”向“主动适应”转型,构建“技术—制度—人文”协同发展的新型治理生态。AI带来的人机关系异化、人性尤其情感能力退化值得高度警惕。AI发展也通过拓展知识范畴、整合知识结构而不断推动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向纵深扩展。中国特色知识社会学有必要走出传统的STS路径依赖,让“科学”回到更具包容性的“知识”,打通横亘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壁垒,推动技术形态的人工智能融入社会学的知识形态,使之与政府、企业和公众形成良性互动,并以此贡献于数字智能社会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内容提要传统儒家对认识和知识的认识大约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古典时期,一个是理学时期。在古典时期,儒家通常不分认知活动与认知结果即知识,认知混淆于知识。其表现在某些认知活动的词如知、识、觉等,既可以表示认知活动,也可以指称认识观念。从认知活动走向认知观念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古人并没有注意到其间的转折。这便是自然的立场。直到宋明时期,理学家开始关注其间的转折。他们以两种知来分别作为认知活动的知与作为认知观念的知,前者为德性之知、真知、良知,后者为见闻之知、常知等。其中,作为知识的知来源于作为认知活动的知。事实上,知识不仅来源于认知活动,而且是对其的形式化或改造。将知识视为活动便是一种哲学的立场。二者的区别与统一形成超越知识论。
内容提要“生态人格”这一概念有着深刻的理论内涵与丰富的历史依据,在现代性批判论域和资本主义批判论域皆具有高度的问题意识和理论针对性。“生态人格”问题聚焦主体无限扩展同人与自然的客体化贬格的关系,关键在于弥合人与自然、理性与感性、主体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割裂。“生态人格”的塑造过程首先是一种扬弃了人与自然之对立性的“现实同一性复归”过程;其次是一种对“祛魅”的“再祛魅”过程;再次是一种以人—自然的同构性为基础来改造其“关系”的过程;最后还是一种重构人格完满性、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坐标上深入推进构建“生态人格”的伟大实践,必须坚持以消解资本逻辑为根本路径,以贯彻环保行动为直接路径,以精神文明建设为观念路径,以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各方体系为制度路径。通过对“生态人格”理论内涵的充分考察及其实践路径的有效建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将迸发出新时代应有的生机与活力。
内容提要马克思一生都保持着对时间问题的关注。随着他逐渐将研究的目光转向现实世界,马克思开始从人的现实经济生活出发思考时间与人的自由问题,并建立了自己的自由时间理论。自由时间理论直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自由时间异化现象,提出工人必须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扬弃已经异化的自由时间,重新实现自由,其中蕴含着人类解放的政治哲学意涵。从社会现实层面来看,自由时间的异化与分配不公问题紧密相关。虽然同样是解决当时社会现实中分配不公问题的尝试,拉萨尔等人却抽象地谈论劳动、公平的分配和平等的权利,这从马克思以自由时间为前提要件的分配正义观点角度来看必然是要受到批判的。深究自由时间异化的根源,马克思发现只有彻底扬弃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超越社会所面临的分配正义困境。对于马克思来说,真正的正义是以其自由时间理论为基础的时间正义,这种正义观点超越了一切形式化的平等观点和分配正义理论,真正关心具体的、“有个性的人”,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可以说,建立在自由时间理论基础上的马克思的公平正义观点折射出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不同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特质和革命性意义。
内容提要数实融合正推动产业集聚从地理集中向数字生态跃迁,这一进程如何重塑集聚演化逻辑、重构经济空间格局,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产业组织变革的核心命题。文章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构建“动因解构—机理阐述—路径探索”分析框架,系统揭示了产业集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规律。在动因维度,从数字技术变革下集聚收益和成本的角度进行分析,发现数字技术除通过马歇尔“三大效应”与集聚形成替代关系外,也会使得集聚和技术成本约束减弱,从而以上述双重机制重构集聚均衡;在机理层面,创新性提出数字经济—产业—空间复合三位一体模型,发现以产业数字化、空间数字化的互动为基础,数字化后的新产业和新空间重新聚合而形成更合意产业集聚模式,从而实现产业集聚数字化转型;在路径层面,识别出要素配置结构主导的差异化路径,即实体要素重塑驱动优化型集聚、虚拟要素嵌入催生深化型集聚、双重要素协同形成强化型集聚。研究可为我国构建“虚实空间融合”的新型产业格局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内容提要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新型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其基于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民生属性,从人民至上、机会公平和量质协同三个层面为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新的动力源泉与发展机遇。与此同时,高质量充分就业也将面临技术替代与结构性失业、就业政策不全面与就业保障不完善、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就业机会不均等、创业与就业双向赋能动力不足等现实挑战。只有通过完善教育与职业培训体系、优化社会保障与灵活就业政策、推动产业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创新驱动创业和就业联动发展,才能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内容提要高水平的税制建设是保障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增强税制体系与数智社会适配性,是以税收治理现代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鉴于数字经济发展给税收治理秩序带来重大冲击,相比既有的数字经济税收方案,中国应立足自身数字经济发展实际,选择构建在遵从税收基本原则、契合数据特性与符合时代要求等方面更具优势的数据共享税,从而有效促进数字红利公平分配、数据要素顺畅流通、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享促发展、发展为共享”,为以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添智赋能。在具体制度设计层面,应当在明确数据共享税的特定目的税之定位的基础上,以“列举+排除”方法设置税目,以“经营性”标准确定纳税主体,以“基准税率”为参照设计税率,以“产业倾斜”为基调拓展税收优惠,以“央多地少”为原则划分税收收入。
内容提要在19世纪欧洲人文学科的现实发展进程中,共通感的含义向主体内部退隐,它不再通往政治生活中的公共精神与社会感,而退化为现代主体的心智结构。20世纪末以来的法国批判美学追溯共通感在古典人文主义传统中的理论内涵,重塑共通感作为“共同体感觉”的规范解释力与实践批判立场。后结构主义与激进左翼代表了当代法国批判美学探索的两种面相,在回应共通感如何拓展出社会共同体这一至关重要的美学问题时,他们或诉诸他律的交往实践,发掘在此时、此地的交往关系中孕育的内在伦理;或诉诸审美自律传统下的平等主义感知机制,激活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感性革命内涵。这构成了当代法国批判美学的共同体思想的两种面相,呈现了共通感的“内在伦理”维度与“审美歧感”维度间的辩证张力。在此,人文传统的历史连续体,承载、评判、约束着任何看似完全背离共同体的新规范创制实践。美学经验成为联结实践主体与政治伦理观念的纽带,向公共生活中共识与歧见、变革与规范兼容的共同体实践敞开。
内容提要受印象派影响,野兽派和立体派画家借助背景前景化等技法,分别以公用线、公用面为铰链和触机在现代绘画中创造出了叠置性和并置性的双(多)重抽象空间,借此挖掘了视觉双关对空间的修辞构建功能。空间一跃从古典绘画中认知依赖的叙事性场面转变为纯粹的精神实存。借助其深蕴的含混力量,现代画家成功激活了视觉双关在句法和词法层面的介入性和否定性特质。视觉双关的介入性使空间成为自足的符号能指,其否定性则促使现代艺术图像成为一套由空间符号构成的话语系统。随着识解共识的达成,视觉双关悄然转换为一种空间构建的修辞驱动力。空间逐步突破时间叙事中的语义限制,以前所未有的独立姿态参与到多种模式的空间叙事中。这一艺术史语境中的空间符号化过程,正与美学视域中的“空间转向”遥相呼应。
内容提要官吏如何选用,可以作为探讨东周秦汉时期官僚制度形成路径的新视角。文章通过对战国秦汉简牍中“任除”的考察,对“任”“任除”“除”相关概念的辨析,揭示出东周秦汉官僚制度呈现出由早期“任”形态下的官吏选用,到战国中晚期的“任除”形态,再到战国晚期的“除”吏,进而到“辟除”的发展线索。其中“任除”是探讨这一时期官僚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任”形态下的官吏选用与宗法血缘关系相互胶着;“任除”形态下,“除”所体现的官僚制度因素在增强,“任”的色彩进一步降低;秦统一六国前后,随着《除吏律》《置吏律》等律令的出现,“除”吏成了皇权—官僚制下官吏选用的重要手段,有力推动了秦汉官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过秦王朝及汉初官僚制度中“任”的因素虽有所减弱,却仍在多个层面存在,并长久地影响了后世的官僚制度。
内容提要“圣王同祖”观念源于传说中圣王之间的血统联系,后逐渐演变为统治者诠释其政权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西汉儒生眭弘等主张的“汉家尧后”可谓是“圣王同祖”理念在政权合法性诠释领域的首次实践,亦为王莽诠释其禅汉合法性提供了重要思路。汉末新初,王莽以编制家族谱系的方式,在《自本》中将元城王氏先祖与黄帝、虞舜联系起来,进而在政治实践中将这一血脉传承发挥至极致。王莽通过塑造“圣王之后”身份来强调其政权合法性的做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此而后,追溯先祖便成为历代王朝君臣强调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路径之一。
内容提要现代社会强调理性建构,并落实到科学设计与整体规划上。理性设计的观念渗透到社会治理领域,到20世纪80年代时,随着政策工具研究的兴起,政策设计受到重视,政策共识构建走上了设计式路径。政策设计带着科学与理性的标签,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政策共识构建的效率,但在现实中,通过设计路径生成的政策共识却往往无法代表社会最大化利益诉求,在精心设计和规划中开展的政策共识构建是失败的。原因在于:达成政策共识需要经历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同一的过程,而在政策设计框架下政策共识内容缺少经验性的构成,模式化运作无法包容变化与调整,技术流程偏离了价值与责任,突出了技术理性的政策共识反过来成为改造政策诉求的工具。政策共识构建被禁锢在狭隘的技术理性路径上,也因此错过了完整的认知,远离了真实的诉求。因此,无论是从观念还是方法上,都需要对共识构建的设计式路径做出反思。共识构建需要设计,但需要更新设计的理念与内涵,加入阐释对设计做出补充。
内容提要政策试验作为推动改革创新的重要手段,一直备受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然而,影响政策试验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尚需深入研究。基于文献回顾和对政策试验实践过程的观察,文章聚焦“政策设计的精细化程度”与“政府部门间的跨部门协同”两个核心维度,构建了一个2×2分析框架,将政策试验模式划分为协同精细式、协同粗放式、分散精细式和分散粗放式四种类型,并以我国低空空域开放政策在不同阶段的四个典型案例为基础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越精细的政策顶层设计越能在法律法规层面为改革提供制度化保障,提升政策试验的可持续性;跨部门合作则能有效整合资源并降低执行摩擦,从而克服试点推行与后续推广中的障碍。本文研究不仅对提升政策试验整体有效性和可推广性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也为我国低空经济等重大领域的改革部署提供了可行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