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关百益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于史学、考古学、金石学、甲骨学、方志学、民俗学、博物馆学等皆有极高造诣且著述宏富,又是著名的收藏家和太极拳高手,书法、绘画皆名重一时,被誉为近代考古学先驱、博物馆学奠基人。其以道浚德渊处世,以心清志刚治学,襟韵高朗,艺精望重,平生著述百余种,诚为民国第一流学者。
【内容摘要】廉泉是民国重要的书画藏家,通诗文,善品鉴。其以宏富的书画收藏与开放的鉴藏理念,依托文明书局,采用珂罗版印刷技术,推动了民国书画繁荣。文明书局影印历代书画碑帖五百余种,涵盖汉碑、隋唐名刻、明清扇面等品类,推动了民国书法教育普及与碑帖融合审美转向。文明书局以技术革新打破传统刻帖失真之弊,通过影印善本真迹,既保存了经典碑帖又促进了公私藏品的公共化流通,对民国书法的技法传承、风格嬗变及国内外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
【内容摘要】俞剑华在美术史论与山水画领域声名显赫,目前学界对俞氏书法少有关注,其论画与实践不废书法且能互相融通,并著有《书法指南》一书。通过对俞剑华书画论述的梳理,以期了解这位国画大家的书法世界以及晚清民国时期书学“转型”的时代特征。
【内容摘要】张骞与黄炎培同为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均将书法纳入其教育体系,但二人书法教育观念存在显著差异。张塞在“实业救国”的框架下,将书法教育定位为职业技能,强调书法技能的实用性与职业适配;黄炎培则在解决生计问题的基础上,更强调书法的陶冶功能,视其为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二者观念的差异来源于其不同的教育目标以及思想根源,却共同推动了书法教育系统化的进程,并对当代书法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内容摘要】以张之洞“去官学之弊”教育改革思想为切入点,晚清书院改制成为传统教育摆脱官僚依附走向文学艺术独立的重要节点。河南大梁书院作为中原地区的科举重镇,其教学制度从“科举附庸”的应试技能(以馆阁体为核心)转向了“艺学本体”(援引碑学)的教学实践。然而,书院在教学实践中也暴露出教学改制的弊端,它既是“祛官僚化”的缩影,亦是传统士人在科举衰微下对书法教学的“守正”与“开新”的艰难尝试,最终揭示了大梁书院在传统教育改制中的惯习与文化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
【内容摘要】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教育家之一,也是20世纪高等书法教育的先驱者之一。蔡元培提出“将书法纳入美育体系”以及“增设书法专科”的理念是其书法教育理念与美育思想深度融合的结果。这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高等书法教育的理论体系与发展方向,为书法学科的规范化、学科化、专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1965年5月生,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篆书委员会副主任,。被中宣部、人社部、中国文联授予“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中国书法家协会授予“德艺双馨”书法家称号,全国第十次文代会代表,多次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展览评委。作品荣获“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创作奖”“首届翁同龢书法奖”“2011中国书法年度佳作奖”等。参加“三名工程”50名家书法展,中国美术馆首届当代书法名家56人提名展,
【内容摘要】苏轼作为北宋著名书法大家,其影响之大、流传之广毋庸置疑。晚年被贬岭南期间,苏轼创作了大量艺术作品,对岭南文化造成深远影响。2025年5月16日,由暨南大学艺术学院主办的“第二届暨南书法论坛——苏轼与岭南学术研讨会”在暨南大学艺术学院顺利举办。研讨会上,与会人员从苏轼空间行迹、书风变化、情感表达、书写用具等多个方面对苏轼与岭南的相互作用进行讨论、分享,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现将研讨会内容予以选登,以飨读者。
【内容摘要】书法品鉴中常用的综合审美判断范畴“味”,并非玄妙难言,通过具体的语境可以挖掘其所指内涵和养成途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调和五味,将多种书法技法与风格辩证统一;二是研味悟道,通过转益多师,专精积学直至功深化成;三是涵育文雅风味与个性化的神味,需要学养与天赋性灵的相互成全。“味”的粘合力强,随着时代精神的演变不断生成新的审美趣味,“味”范畴群的意义累积日趋丰富,能全面调动人的感统体验,通往审美自觉并引领生命达至丰盈深远的境界。
【内容摘要】《紫竹山房临古法帖》为陈兆崙于乾隆癸未(1763)六月所辑之临古法帖。“哈佛本”为一函四卷,收录陈兆崙所临由普至元名家书迹,但卷一存在缺页与乱页现象。陈兆崙主要临自《三希堂法帖》《淳化阁帖》等名帖,但因鉴定未精,部分伪帖亦被临摹。陈兆崙书风取法“二王”一脉,兼有颜体行书笔意,但字距过密,平稳有余而变化不足。此外,帖中辑刻了大量陈兆崙名款、印章及佚文,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
【内容摘要】古代关于杂体书的论著中常论及“悬针篆”这一样式,它是继小篆的正统形态——玉箸篆后出现的一种小篆的变体。历代书家论及悬针篆时,多提及曹喜,但所谓“曹喜创悬针篆”之说并不能成立,这一立论可能是后人“圣人始创”观念的一种延续,或是指在曹喜之后才明确有了“悬针篆”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悬针”一词的文化内涵也有所拓展。从不同朝代的悬针篆图示来看,不同时期书家对悬针篆结构特征的表现方式也各有不同,折射出不同时代篆书书写风气的差异性。
【内容摘要】施蛰存(1905—2003)为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位金石学家。他一直与河南地区的书法家保持着紧密联系,也曾两度奔赴河南与老友探寻古迹、访碑嵩山。施蛰存的碑版著作《金石百詠》在河南地区友人的帮衬下才得以在开封油印,由此开启了他与河南地区金石研究的缘分。通过对施蛰存与李白凤、桑凡、武慕姚、崔耕等书家学者交游的系统梳理,能够展现河南学者丰富的金石交游活动。同时,有助于印证施氏金石碑版研究的重要观念,亦能反映出其在金石研究中的方法策略。
【内容摘要】《李元琮墓志》的出土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并对其进行了考释,但仍留下了部分值得商榷的细节。就墓志与相关文献的记载来看,李元琮本姓史,在安史之乱后为减轻自身的异族色彩,借拥立唐代宗之功被赐姓为李,故又称李元琮。他先祖的部族已不可考,但他早年生活在陇西,凭借着唐廷募兵要求的改变而成为北衙禁军。
【内容摘要】据新见《韩滉墓志》开篇题署,可知其书丹者为韩滉从孙韩秀弼,韩滉为德宗朝宰相、画家,有稀世名笔《五牛图》传世,而韩秀弼是唐隶大家韩择木次子。以这一信息为线索,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传统文献可考补韩择木家族郡望与族源,发掘韩择木家族中善书者,管窥韩择木家族书学传承之状况。
【内容摘要】诗歌与书法艺术两者交织在一起,相辅相成,不断互动。唐初由于“风骨论”这一审美观念的生成,对当时文坛和书坛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理论贯穿于文学与书法的发展之中,并促进着两者相互渗透。基于此,从“风骨论”为切入点,我们得以窥见从初唐到盛唐时期审美观念的转变,并系统分析这一变化对诗歌创作范式与书法艺术形态所产生的历时性影响。
【内容摘要】“元和脚”一词,因苏轼《柳氏二外甥求笔迹》诗中“君家自有元和脚”一语而著名。但后世对其中的“元和脚”却有不同理解,或认为指柳公权书法,或认为指柳宗元书法,迄今无定论。事实上,苏轼诗中所谓的“君家”,其实是指与“三苏”关系非常紧密的宋代书家柳瑾。诗中“元和脚”一词,不过是借典故来赞扬柳瑾书法,意在规劝自己的两位外甥而已,不能据此判断苏轼“元和脚”就是指柳公权或柳宗元的书法。
【内容摘要】作为元中期少数民族隐居书家代表人物,贯云石有二次出仕、隐居钱塘的经历。他在隐居钱塘期间,交游广泛,与佛僧、道人和文人雅士等群体往来密切,并留下许多书法作品。贯云石书法修养颇高,以行草见长,在赵孟濒书风主导的时代,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贯云石在元代书法史上地位独特,对其隐居钱塘期间的交游活动与书法创作深入研究,可为理解元中期西域书家、隐士书家提供参考。
[博学广识·中国当代书坛名家论书诗手扎展]选刊
王浩州兄费尽移山心力,大海捞针式地搜集白蕉先生诗词,盖已无所遗漏,将付劂,嘱予弃言。嗟予不惑之年,始识平仄,安敢置喙。然而浩州于复翁一往情深,允称隔代知己,令人感佩。古来诗人词客,有所吟咏,天下风传,骚人诵之,白丁亦诵之,香山妙处,老妪能解,余又何让焉。 一 白蕉自谓:“诗一,书二,画三。”吾谓复翁书一、画二、诗三,诗、书、画俱第一流。 徐渭曾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大抵世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