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唯物史观是科学的方法论,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构建提供了方法论遵循。中华文化主体性属于唯物史观中的主客体范畴,指中华民族作为主体在与客体一文化互动中展现出的属性。从唯物史观出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出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夯实经济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传承根脉、马克思主义提供引领魂脉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呼唤文化主体性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摘要:从修辞论角度来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初和最直接的目的,是要劝服从亭子间来的文艺知识分子“深入生活”。虽然“深入生活”的字眼并未直接出现,这一主题却作为贯穿全篇的“深层结构”,构成了明面上所论各个问题的“潜文本”。这个“潜文本”,遵循着人民立场的价值观前提、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基础、具身化实践的认识论依据的话语修辞逻辑,对文艺工作者“为什么”和“怎么样”“深入生活”的问题,做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体系完整,说服力强,直接促使当时在场或不在场的文艺知识分子纷纷“深入生活”,最终把革命根据地乃至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了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摘要:“七七”抗战纪念是中国共产党建构反法西斯话语的重要契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解放日报》为传播媒介,借助“七七”抗战纪念揭露日寇侵华暴行、抨击国民党“法西斯化”倾向、分析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彰显了反法西斯的正当性;借助“七七”抗战纪念强调保持“团结”、加强“统一战线”、巩固民主政权、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性,诠释了反法西斯的核心要义;借助“七七”抗战纪念总结本国战绩、分享各国贺电、发出“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大联合”的呼吁,扩大了反法西斯的国际影响;借助“七七”抗战纪念展现抗战战局、擘画抗战前景,增强了反法西斯的必胜信心。
摘要:“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救亡图存空前高涨、民族危机激发人民觉醒,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抗战救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不断高涨,成为时代强音。聚集在十九路军文化宣传基地神州国光社旗下的“读书杂志派”,以各种形式积极投入支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既是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支援者、参与者,又是见证者、记录者。他们用饱含深情的笔墨记录了当时的真实场景,批判国民党妥协外交政策,积极支援宣传十九路军抗战救国的壮举。他们主张抗战救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为战胜日寇,就要建立抗日民族联合战线,全民共同抗战。“读书杂志派”的抗战救国思想,呼应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共同构成当时普遍追求民族独立思潮的民族主义共同体。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时期,加快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有利于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绿色领域,进而带动与碳减排相关的一系列产业发展和升级,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全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8—2022年数据,探究绿色技术创新的碳减排效应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碳减排的有效路径,考察期内每千件绿色专利平均可减少碳排放量201万吨;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碳减排效应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可提高地区的技术吸收能力和应用意愿,进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扩散和应用,使单位绿色技术创新的碳减排效应扩大;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碳减排的调节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现象,发展水平越高,调节作用越小,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调节作用不再显著。因此,要强化关键绿色技术攻关,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协同水平,因地制宜构建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政策支持体系。
摘要:如何准确评估碳市场的政策效应,不仅是理论研究亟须探索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现实需要。基于2008—2019年碳减排八大重点行业新建投资数据,将碳排放权交易纳入政策反馈理论的分析框架,借助碳排放交易试点所构成的准自然实验情境,探索碳排放交易政策基于资源配置路径的间接减排成效,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显著抑制了试点省份高排放行业的新建投资,相对于大型企业,小型企业受试点政策的影响更为显著。相对于基于碳资产价值的资源效应,现阶段碳排放交易主要通过解释效应,即影响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发挥作用。由于激励机制的不一致性,碳排放交易存在一定的碳泄漏效应,相邻非试点省份高排放行业的新建投资相对增加。因此,政府应着力提高碳市场运行的透明度,明确碳配额总量调控方向和政策调整节奏,稳定企业对未来成本的判断。要加快全国统一碳市场建设,加强区域碳市场协同,提升国际规则话语权,充分发挥碳排放交易政策的制度效应,提升整体减排绩效。
摘要:“国家安全”概念是国家安全学科知识体系的载体,也是国家安全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基于党和政府重要文献的文本分析,考察“国家安全”概念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其主要经历了形成与发展阶段(1949—1992年)多维深化与丰富阶段(1992—2012年)和新时代理论升华阶段(2012年以来),其内涵重点分别呈现出从“保证安全”到“维护安全”、“传统安全”到“综合安全”、“新安全观”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结构特征。新时代新征程,必须科学认识并全面理解“国家安全”的丰富内涵,构建现代化“安全中国”的理论图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要求。
摘要:在视觉风格的算法下,文生视频类人工智能意识形态风险的生成主要是通过视觉化叙事,隐形传输特定的价值观念;通过对传统深度伪造技术的超越,加剧感官世界的失真失序;通过历史深度、价值批判和主体性的三重“遮蔽”,侵蚀主体的认知根基。文生视频类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风险具体表现在:信息失真和群体极化,诱发意识形态认知风险;“偏见再生产”和“算法黑箱”,诱发意识形态操纵风险;认知异化和文化认同弱化,诱发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文生视频类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风险,需要加强叙事主体建设,着力提升叙事能力;规范视觉内容生产,构筑高效管理平台;强化算法技术赋能,营造良好媒介生态。
摘要:从网络空间到数字空间,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既是一种技术方法的变革,更是一种思维认知的变革,而适应这种变革,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数字空间的生成和塑造。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数字社会治理、立足人的数字化生活、推动数字方法创新、强化数字文明培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空间在本质、主体、技术、价值上得以生成的基本逻辑。构建和利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空间,可以采取融合贯穿、虚实结合、数以智用、分众精准等实践策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数字空间的泛在性连接、场景性创设、具身性体验和功能性拓展,不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创新与质量提升。
摘要:面对现代社会贫困与道德失范等“病症”,马克思与涂尔干秉承“社会医生”的责任意识展开观察,二者均以“分工”为线索进行社会病理学分析,提出了差异化的“诊疗方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给出了“借助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消灭旧式分工和资本主义私有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药方”;涂尔干则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失范现象进行系统考察,开出“职业群体或法人团体通过建立职业伦理,搭建有机团结的新型社会”的“药方”。二者的区分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艮的区分。相比于涂尔干的方案,马克思的方案更为透彻和根本,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分析和解决当下社会问题时应当坚守的基本立场和方法。
摘要:无形经济的崛起和勃兴是当代经济领域的一场重大变革。对标基于实物运转的有形经济,无形经济主要围绕知识、信息、技术、创意等无形资产运转。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无形经济的崛起契合当前生产与劳动渐趋非物质化的现实,是资本谋求更大增殖的产物,表征资本的形态及积累愈发虚拟抽象。无形经济的资本化运作隐秘盘剥和宰制劳动,通过与国家机器和政治权力联姻,疯狂攫取剩余价值,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经济虚拟泡沫化和劳动深度异化。当代中国应加强对无形经济的创新研究和科学规范,深化对资本主义无形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形经济的人民底色和正义根基,构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合的无形经济发展体系。
摘要:数字平台企业是数字经济和技术发展的重要主体,伦理道德是保持企业发展、行业繁荣、市场有序的价值根基。数字平台企业在发展中逐渐暴露出数字生产资料的垄断性占有、收益分配的结构性失衡、市场环境的逐利性失序等伦理困境,其背后反映出资本逻辑主导的价值偏向、企业伦理规范建设缺位、消费主义的价值冲击等多方面成因。实现数字平台企业伦理困境的突围与重塑,既要坚持价值优先,构建数字平台企业道德经营的伦理基础;又要强化刚性约束,完善数字平台企业有序发展的伦理边际;更要增强德性自觉,推动数字平台企业担当有为的道德实践,从而推动企业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好服务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摘要:帝王的一举一动关乎国情影响国运。从《穆天子传》的文本来看,穆天子是位威仪的君王,他在外交上能彰显大国威信,于国内事务上能关注民生;他遵守礼仪、雅好读书、善于纳谏,品行值得人们效仿。不过在历代接受者的改造下,历史上的周穆王逐渐成了宗教上的周穆王、文学上的穆天子,以威仪、骄奢淫逸、慕仙、多情这四种形象并行流传,形成复杂的纠缠态势。随着时代的变迁,慕仙形象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甚至影响了人们对《穆天子传》文体属性的认知,将其从史部迁至子部,甚至列于小说家类。穆天子形象的演变背后有其政治、文化内涵:折射出各时期的君臣之间、皇权与神权之间的政治斗争,凸显了女性政治生存的困境等。
摘要:药名诗的确立时间和具体范畴,虽然没有相关的记载,但今存最早的五首齐梁时期的药名唱和之作,已间接说明当时药名诗已经确立,有具体的形式规范,并得到诗人的集体认同。王融、萧纲、萧绎、庾肩吾、沈约的五首以药名命名的诗作,集中体现了药名正体诗的形式规范,即每句诗必须有一句药名,除首尾两联外,出句与对句中的药名位置必须对称,且遵循五言诗的既定句式,使药名的本义与字面合一。随着诗歌体式和技巧的成熟,中唐以后,诗人通过借鉴前代的离合体和当代的折腰体,与药名体进行叠加,使诗中的药名本义与字面分离,从而确立了有别于齐梁正体的药名折腰变体和药名离合变体。
摘要:老龄化背景下,数字技术赋能是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为持续推进我国养老智慧化进程,相应的智慧养老政策体系在不断地完善。通过对中央以及各省级政府部门颁布的智慧养老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与组合评估,发现我国智慧养老政策在取得一定进展的同时,依然存在政策内容趋同、缺乏连续性、政府部门间协作水平低以及政策结构失衡等问题。具体来看,政策目标维度上,监管力和回应力有待加强;政策工具维度上,缺乏资金支持、信贷贴息保障以及养老数字化科技成果转化等工具的关注与使用,相关内容缺乏精细化,可操作性较差;政策力度维度上,各层级政府部门的协作水平不高,政策效力不足。未来在智慧养老政策建设中需要从提高政策支持力度,增强政府部门间的统筹协作水平以及完善政策结构等方面进行完善。
摘要: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既需要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也需要相应的法治保障。要澄清碳中和目标实现的立法路径,必须首先厘清碳中和目标实现的科学逻辑,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法治保障措施及其实现方案。碳中和目标实现的科学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碳中和的客观事实和规律,是人为追求碳中和目标过程中应当遵守的基本准则。基于碳中和目标实现的科学逻辑,我国碳中和目标实现的立法路径选择应当遵守目标明确、降碳减污协同、法律体系系统应对与突出重点相结合、法治措施多元化、科学性等原则。鉴于此,我国碳中和目标实现的立法路径应当是,在宪法的综合指导下,通过相关法律的修订以及法典化编纂,为我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体系化的法治保障,而不需要进行应对气候变化专项立法或碳中和专项立法。
摘要:人工智能应用于我国刑事司法,规模不断扩大,技术持续提高,研究逐渐成熟,但在刑事证明智能化这一细分领域,仍有可观提升空间。结合上海等地相关经验及域外参考样本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参与刑事证明,核心作用是保障证据质量,具体方式包括以数字化方式统一证据标准、智能化方式审查证据瑕疵等,并以证据信息为基础,实现证据推理模拟和全案法律推理模拟,深度辅助司法决策。人工智能参与刑事证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统一证据标准、纠正证据瑕疵、输出辅助性司法决策结果等功能作用,能同时为刑事司法提供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实践中所暴露的主要局限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自身属性对智能系统处理主观性、程序性证据信息的效果造成明显影响;智能系统部分功能技术门槛较高、推理路径相对机械,实践中存在忽视个案个性、处理复杂信息准确率一般等问题。现有局限对刑事证明智能化的正向价值有所消解,可在智能技术、系统搭建、配套制度等多个维度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