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伦理是建筑在特定社会经济共同体之上的人类社会思想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主要聚焦怎样安排和组织社会生活,才能满足人类对富足、正义、自由、幸福等价值的需求。马克思并不反对富足、正义、自由、幸福等是社会伦理的核心要义,但他反对并批判把社会伦理的核心要义建立在等级社会共同体和虚假共同体之上。他立足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伦理视域下的“共同体”进行了深入批判,并在批判其虚假性、欺骗性和侵略性的同时,提出了基于“自由人联合体”的真实共同体的社会伦理理想。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秉承马克思社会伦理思想及其基本精神,不仅建构了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而且正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消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虚假共同体”。
摘要: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支撑。立足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点、动态演进和现实指向的逻辑起点,可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即价值取向是以人民为中心,兼顾经济增长与平衡发展的多元目标,重点协调人口流动与人口结构优化、“地的繁荣”与“人的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等五大关系,健全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立足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应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区域协调发展,按照人本为基、战略为纲、融合为要、改革为擎的实践路径,筑牢民生福祉的根基,摩画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格局,构建多层级多维度的合作共赢生态,健全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更好地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摘要: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全球贸易风险的不断增加,深入评估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对于完善国际贸易策略、降低贸易壁垒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路径。基于OECD双边贸易数据库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政策场景,系统考察高水平对外开放影响文化贸易发展质量提升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文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且其正向的边际效应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递增。机制分析表明,政策的赋能效应可以通过节约企业交易成本、强化文化认同与文化信任以及数字化发展互通三种路径得以体现。同时,此效应在参与国收入水平、语言距离、地理位置等层面都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因此,应继续秉持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原则,携手各国深化合作伙伴关系,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等领域。应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升物流效率等措施进一步打开参与国的文化市场,推动文化产品的自由流通与交易;通过积极举办文化节庆、艺术展览、学术论坛等活动,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主动深化与各国的数字经济合作,加快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产业,建设开放共享的数字文化平台,基于数字经济新业态打造全球化的文化品牌。
摘要:当前数字技术正不断地融入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中,这有利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加速转型升级,突破创新的技术瓶颈,实现高质量发展,从而提升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基于2007—2022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显著增强制造业企业的创新动力,并促进其创新的“量质齐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人力资本是数字技术应用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的有效途径;高集中度的市场结构会抑制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因此,要通过构建行业数据共享平台与数字化供应链工具降低交易成本,以深化产教融合与终身技能培训提升人力资本,以强化反垄断监管与差异化扶持优化市场结构,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制造业创新链。
摘要:人口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生育支持政策是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核心机制。基于生育行为的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将生育支持政策的功能定位划分为经济支持、服务供给、成本共担、资源整合与文化引导五个方面,并据此将生育支持政策的具体内涵界定为生育服务支持、育幼服务体系建设、配套保障措施、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我国生育支持制度面临老龄化、少子化下人口的非均衡发展、生育制度变迁成本未得到充分消化、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生育政策可操作性不足等问题。为了完善生育支持制度,需要树立积极生育支持核心理念,打造积极生育保障体制机制,完善生育支持投入保障机制,构建中国特色生育友好型社会。
摘要:公共突发事件是非常态且具有强烈不确定性的大事件,极易滋生包括道德风险在内的各类社会风险。公共突发事件中的道德风险是突发事件的事实本真与道德的价值属性的集成,具有精神性、紧急性、扩散性、可控性等特征。公共突发事件中的道德风险总是体现为人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反常异变,呈现出政府道德信誉消解、共同体道德共识分裂、公众道德信心动摇、社会道德生态恶化等样态。公共突发事件中道德风险的根源在于共同体利益同构关系的突然解构所导致的主体道德观念的重构,事件后果的灾害性、应急资源的稀缺性、回应处置的紧急性、网络信息的失真性以及偶发恶行的传染性都可能引发道德风险。公共突发事件中的道德风险治理,须以恪守公共利益本位规避道德价值风险,以至上性人道关怀规避道德情感风险,以进取性道德行动规避道德责任风险,以及时有力的善恶赏罚规避道德正义风险,以真实信息的公开透明规避道德與论风险,并致力于用道德智慧将道德风险转化为道德发展机遇。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基于中华文化的滋养和蕴育,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其中,天人合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文化认同架构,天下大同规划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间模式,和合思想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仁爱道德则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核。传统文化从多个角度诠释了和谐、交融、共存、宽容的价值理念,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底蕴的深层结构。这些价值理念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深层精神追求,内涵着中华文明的价值取向,引领中华各民族文化交融为一体,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体,从而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持续蕴积和发展。
摘要:机器道德主体的出现将会改变道德概念的外延,不过在机器道德主体尚未出现之时,人们就已经表达了对机器道德主体的担忧和畏惧。从这些担忧情绪中,我们或许能够探究人类道德本身具备的一些特点。道德主体按照自身生成的“存在者谱系”来进行选择和行为。按照这样的道德行为模式来设想,机器道德主体的出现有可能导致人类道德主体地位的让步,即从道德的立法者滑落到道德受体的地位,进而可能会被高位的道德主体以道德的方式或道德的名义“牺牲”,这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精神秩序的危机。不过,人类道德也有超越其“存在者谱系”的倾向,即一种保有存在者存在性的行为倾向,以尽力避免“牺牲”,这是一种低限度的“仁慈”。机器道德主体尚未能够在计算化的行动中实现这一道德超越。
摘要:既往对贝尔纳·斯蒂格勒的研究更多关注其对技术语言结构的拆解,却忽视了斯蒂格勒叙事中厚重的现实感。事实上,斯蒂格勒更为关注经验性层面的技术力量。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他毕生致力于思考生命在与真实技术力量的互动中保持清晰记忆的可能性。在斯蒂格勒看来,生命依托技术工具和以工具为基础的技术话语获得了对历史时空的记忆,但技术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失控性加速造成了技术语言结构的过分膨胀,从而使记忆迷失。相较于同时期过分强调先验性语言的法国左翼学者,斯蒂格勒将技术的真实踪迹视为不应被忽视的诠释对象,并力图扭转存在主义影响下法国左翼技术批判思潮的现实感危机。
摘要:在所有的符号之中,人类最先拥有声音。因为声音最早被赋义,被赋义的声音就成为了符号,从而可以传递和交流信息。人们传递和交流信息除了声音之外,还需要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倾听。即便在孤独的话语中,仍然存在倾听,声音仍有意义。正是因为声音在符号的形成中所具有的优先性,“声音对文字的暴力”由此形成,德里达将其称为声音中心主义。然而,随着德里达对声音中心主义的解构,声音衰落,文字崛起。不过,无论是声音还是文字,都反映了一个事实:一种自身无意义的符号却能够表达意义。其中的原因,胡塞尔诉诸指号。指号是纯粹的符号,它的出现代表了符号的抽象化。符号的抽象化表现为符号的概念化,其实质是符号的形式化。正是在符号的形式化过程中,概念化的思维方式得以产生。
摘要:数字媒介的兴起重构了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推动文艺经典的意义生成机制从静态封闭转向动态开放。媒介技术不再仅是文本载体,而是深度介入文学形态的建构,消解了传统文学的单向叙事逻辑,重塑了艺术的感知维度。在此过程中,文艺经典的生成呈现三重动态性-文本形态的流动性、阐释主体的复数性、意义网络的延展性,其价值坐标由权威话语主导转向多元主体共创。读者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参与,批评主体呈多元化趋势,形成专业批评与大众阐释的对话。现有文学研究需结合媒介理论进行批判性重构,新媒介文艺学揭示出经典建构实质是技术逻辑、主体实践与文化语境的动态博弈,其价值不再固守永恒性而转向流动性。这种转型要求文学研究突破文本中心主义,在共创的、动态的意义网络中重审经典的价值坐标与再生潜能。
摘要:清代文人顾彩在其游记文学作品《容美纪游》中叙述了他在武陵山区容美土司地的游历体验,这部书的主题可以理解为“文明如何上山”。与多数西方学者关于山地文明的论说不同,中国思想将山地文明理解为奇景体验和化外之邦,这种二元论的解释适用于顾彩笔下的容美土司地,也适用于整个武陵山区的文明进化史。武陵山地是一片水平位置处于中土而垂直位置隔离于中土的地域,其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意义上的二重特质使得该地域文明纳入国家历史的过程自有其特殊性,这一特殊性对于理解中华文明系统中山地之文化地理学的内涵和功能具有启迪意义。
摘要:作为第一部现代“小说话”单行本著述,《小说话》是解强将自身经历、现实社会与小说评阅相结合,由现实感触言及所阅小说,带有一定的回忆写作与现实批判倾向。尤其是,解弢基于“年岁境遇思想造诣之变迁”,形成了“《红楼梦》如红灯绿酒,女郎谈禅”等感触。此类“省记”自白代表现代“小说话”通过小说品评推进带有激情行动与“趣味”满足感的精神记忆重构现象,亦是“小说话”者的各种人生心态通过小说品评展开“自我理解”的常见惯习。这就需要从记忆史、心态史与古代小说阅读史相融通的研究视角,全面剖析现代“小说话”对古代小说研究的文献价值、方法启示与思想史意义。
摘要:1979年9月,萧乾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IWP),作为首批受邀的中国作家之一,他将此番经历定义为“重返世界”的旅程。他带着促进中外文学交流的使命来到IWP,发表了两次重要演讲,传递出中国当代文学“开放”的声音。他的访问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关注,回国后,他仍努力搭建中外文学沟通合作的桥梁。萧乾的“重返世界”之旅,是中国大陆作家在“新时期”真正“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推进了中外文学交流。
摘要:汉代今古文经学的“圣王观”对后世影响巨大。今文经学把孔子作为“为汉制法”的改制素王。“素王论”的革命特质以及孔子未有系统性礼制的缺失造成西汉的思想与政治乱局。在今文经学与汉代政治现实的双重压力之下,古文经学家改造了孔子的圣王形象。刘歆确立起《左传》作为《春秋》传承的权威经典,并重构天人图示,在礼制上凸显“周礼”的完备性,由此,孔子从圣王转为先师。东汉的古文经学家试图在“素王”与传承《周礼》的先师之间作出调适。贾逵、服虔、颖容等开其绪,最终郑玄完成古文经学孔子“圣王观”的转型,将孔子建构为传承“百世同道”之周礼的先师与改制圣王的特殊圣人,以维系儒学的普遍性。
摘要:19世纪中叶,西方科学技术的全球扩张,深刻重塑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轨迹。作为晚清在华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益闻录》记录了铁路、轮船、潜艇、机械制造、测绘技术及日常生活器械等领域的西方工程技术传播与本土实践,为考察技术移植与社会转型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独特视角。通过《益闻录》的译介与精英倡导,中国人逐步突破传统“奇技淫巧”的认知桎梏,在铁路网络构建、工业标准化生产、空间测绘革新等领域取得局部突破。然而在本土实践的过程中也出现一系列问题,技术移植遭遇文化冲突、制度惰性与资源掣肘,这一过程不仅重构了晚清社会的时空秩序与技术伦理,更暴露了“中体西用”框架下制度滞后对技术深化的强大制约。
摘要:随着法治社会建设的推进,建构有效的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成为重要课题。经历过“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之后,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形成专业化与本土化的二元进路。前者通过服务主体的正规化、知识技术的专业化、服务过程的清晰化,提供专业化的法律服务,但也面临成本过高、在地性不够、法律服务能力不匹配等问题。后者则通过动员乡村精英、运用地方性知识、灵活化的服务方式,实现公共法律服务的本土化调适,有效弥补基层法律服务资源短缺、推动法律服务空间的延伸、提升在地化法律服务能力。这种二元进路不仅为基层社会输入了专业法律服务,实现法律规则与法治价值的下沉,还提高了公共法律服务的供给实效,回应了基层社会的非规范性与综合性法治需求,体现了中国特色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的优势,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与理论支持。
摘要:作为神经科技的核心技术,脑机接口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侵犯人的精神领域,带来“神经科技时代的新人权”—神经权利的证成及其法律保护的迫切需求。虽然现有的国际人权保护体系可以部分涵盖神经科技引发的人权问题,但相关规定无法应对未来脑机接口技术侵犯人权的复杂风险。亟需构建神经权利的规范体系,以应对神经科技时代的人权保护困境,科学规范神经科技时代与人的大脑和思想领域相关的自由和权利。应在深入思考神经科技对现有人权保护体系带来的巨大冲击的基础上,对神经权利进行证成,揭示其法理内涵,并在厘清其规范构造的同时,探索神经权利的法律保障进路。
摘要:脆弱法益的核心内涵体现为一种“无助状态”,即法益主体无法通过自身力量获得充分保护,而需依赖外部支持。这种“无助状态”并不会因行为人侵害方式(作为或不作为)而发生实质改变,而是弱者法益遭受侵害时普遍呈现的客观状态。刑法对脆弱法益的特殊保护不应局限于不作为犯罪领域,而应扩展至其他涉及弱势主体核心法益易遭受侵害的场合。当涉及人身法益的商品化,或在存在权力、依赖等特殊人际互动关系中处分核心人身法益时,脆弱法益应成为被害人同意效力的边界,从而否定此种同意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