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世界现代史上影响最大最广的著作,恐怕少不了《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有趣的是,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这一传世名篇一八四八年在英国发表之初并未惊动天下,反而迅速淹没在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声浪之中,随后不过在欧洲各个政治“异端”组织间流传。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据说这部作品也已经不再印刷,马克思、恩格斯亦已投身其他著作的写作之中。而真正改变历史,让《宣言
在《线索与痕迹:真的、假的、虚构的》这本书中,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对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历史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二人的争论甚至如金茨堡的第一本微观历史著作《夜间的战斗》(The Night Battles)的标题所示,堪称是一场“战斗”。在我看来,他们争论的实质在于:历史到底是否能够找到“真实”,或只是一种“建构”的产物。怀特从后现代视角出发,认
西蒙·沙玛(Simon Schama)的这本《公民们:法国大革命编年史》(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出版于一九八九年,是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爆发二百周年而作,由以出版高质量文学和非虚构作品著称的克瑙夫出版社(Alfred A. Knopf)推出,当年便荣登《纽约时报》年度最佳图书榜单,翌年又获得英国奖金额度最高的非虚构类 NCR 图
二〇二五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四十五周年。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深圳不仅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GDP位居全国第三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历史上的奇迹,而且作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充分发挥了先行先试的示范带头作用,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丰富的改革经验。 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形成的深圳经验,不仅是全方位的,也是
当不确定性成为时代的底色,经济领域无疑首当其冲。突如其来的全球性大流行,撕开了全球体系表面的稳定,深藏其中的脆弱与裂痕被暴露无遗。加拿大中央银行前行长斯蒂芬·波洛兹在其著作《下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如何应对风险更高的未来》中,敏锐捕捉到当代风险扩散的趋势以及原有秩序的松动迹象。他借用地壳板块缓慢迁移的意象,形象地描绘了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化轨迹,并指出五股深层而持续的“构造性力量”正悄然起作用——人口老龄
通常,以时间为轴、频频回望的书写,多少意味着创造力的枯竭和生命的衰老! 纵然如此,我还是愿意将《原乡:忧郁的民俗学》这本小书定性为社会史:中国民俗学学科的社会史、家乡——川北小山村槐树地——的社会史、母亲生命的社会史和懵懵懂懂的我的童年的社会史。当然,其风格是碎片化的,如残章,如絮语。 如果非要把这本书划归民俗学的范畴,那么它是“不避嫌”的民俗学,是“原乡”槐树地的风土志,是我赖以为生的民俗学
金农(一六八七至一七六三)作为清代“扬州八怪”中最重要的书画家,在近代之前的日本学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京都学派”的重要代表青木正儿在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的影响下,从事中国文学史、戏曲史和书画史的研究,他对金农独特的艺术似乎格外着迷。一九一九年,青木正儿开始关注清初书画家金农,写成《金冬心的艺术》一文,同时写成了《诗画一致》和《古拙论》两文,讨论中国文人艺术的精髓。在他看来,诗书画的“一体化”和
当下中国古典文学界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古代文献的搜罗和整理上,文献的问世与整理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诚然,任何学科上的精进都需要研究者去广泛、深入地阅读相关学科的书目,古典文学鉴于其历史的悠长,更是需要依赖大量的文献阅读。然而,与文献研究相比,理论性研究则在当下古典文学研究中处于弱势的地位。一些学者呼唤理论问题意识的回归,然而人们对“古典文学理论问题意识”的理解,现在仍然存有含混之处。那么,
一九三三年十月,德国海京伯马戏团在上海滩掀起了一波热潮,鲁迅当月在《黄祸》《野兽训练法》《火》等多篇杂文中反复提到该团的演出,还曾与许广平携周海婴前去参观。海京伯(现译为“哈根贝克”)家族长期从事马戏团、动物园等相关行业,马戏团团主洛伦兹·哈根贝克(Lorenz Hagenbeck)正是德国著名动物商人卡尔·哈根贝克(Carl Hagenbeck)的次子。 在动物园发展史上,卡尔·哈根贝克是具有
一 二〇一七年三月,我来到苏格兰老牌高校阿伯丁大学。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在那里任教,是我的“地主”。我先参与了他召集的一场学术午餐会,来相聚的,是他的几位已经当了大学老师的门生,从其自我介绍可知,他们正在共同推进导师提出的以“四A”为理想的人类学。“四A”包括人类学(Anthropology)、考古学(Archaeology)、艺术学(Arts)和建筑学(Architectur
约瑟夫·洛克是二十世纪前半叶活跃于中国西部地区的西方科考探险家之一。他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扮演着多重角色——搜集珍稀标本的植物学家、钻研冷僻知识的东巴学学者、四处游历探寻秘境的旅行家、一手持笔一手持照相机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与土司头人平起平坐的异国贵客……值得注意的是,洛克还是一位早期的民族志电影摄制者,他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云南昆明、丽江、永宁以及四川木里等地拍摄了一批电影文献。与其
武周王朝的万岁登封元年(六九六),一颗王朝境内最大的“火珠”被安放在刚刚竣工的重造明堂之顶,由四个铜铸站立的神龙从四方捧持,光耀万丈——武则天明堂的地表建筑虽然经历了大火和后世的拆毁而荡然无存,但据一九八六年以来的考古发现,武周明堂的中心柱遗址坑,直径近十米,深度约四米多,一柱即如此宏伟,其余可以想象。故而《撒马尔罕的金桃》作者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说,武则天这一举措
靖康之难是世人熟知的宋朝悲剧,盛传出自岳飞的《满江红》词中的“靖康耻”之句,更令后世多少人为之激愤不已。发生在当年的这一切,确与当时的皇帝宋钦宗有直接的关系,他因此背负了亡国之君的骂名,至今还常被斥责为投降派。然而,若以设身处地的眼光再审视这位君主,实有不少为其痛惜之处。 一 钦宗遭遇的亡国劫难,相当大程度上缘于前朝留下的祸根。其父徽宗皇帝在位期间,趣味广泛且喜好享乐,又追求“升平极盛”气象,
一九二五年冬,刚刚通过武力掌控东南五省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来到南通,向张謇,也是向东南绅商“示好”,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张謇的事业虽早已规模宏大,但在军阀纷争的年代,也亟须此时的“东南王”孙传芳维持治安、支持实业发展,自然热烈欢迎、热情接待,不敢稍有怠慢。 为显尊重,张謇特遣专轮到上海码头恭迎孙传芳一行;南通报纸《通海新报》特意改成红色,并增发号外,正中位置是孙的戎装照;南通的剧场特地在戏单
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春,时年三十二岁的戴震携妻挈子,从老家休宁前往京城,希望能够在北京暂时安身。此时的戴震虽说已有著作出版,受到江南一些前辈学者的关注,但在人文荟萃的京师之地他还是个寂寂无名之辈,远没有后世人眼中的皖派宗师气象。即使他自己,恐怕在临行之前也绝想不到,此番上京,在日后学人看来,是何等的风云际会。 这是戴震人生中首次上京,本来颇有点英雄气短,败走麦城的无奈。戴氏宗族中的一位不肖子弟
张光直先生是二〇〇一年去世,《四海为家》是第二年出版。转眼间,张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四年,再版是最好的纪念。 本书由李力、陈星灿负责组稿,请张先生的生前友好撰写,我是撰稿人之一。孙晓林是三联责编,她请我给这本纪念集起个名字,写个前言,我欣然从命。 这本书起个什么名字好,我想了又想。我想,张先生的学问,有他的书在,有世人的评价在,用不着多说,最重要的是“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如他的人生阅历是什么
数字时代对女性主义的泛泛而谈,似乎往往难以触及内核,并逐渐走向对立,成为性别议题的一种阵痛。这个问题,缘于当今的女性教育并未在有效的场域进行整合与归拢。滨田麻矢的《少女中国:“女学生”的一百年》在这种环境下面世,再次唤醒了教育对女性情感、思想与人格塑造的根本意义。虽然在“少年中国”的青年语境下,女学生的“青春性”看似是第一要素,但其背后的主体困境,才是《少女中国》描摹出的实质纹理。聚焦教育场域,辨
一、《回答》:悖谬与主体 《回答》是北岛最负盛名的诗作之一,它的初稿是写于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五日的《告诉你吧,世界》,后经诗人反复修订,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发表在《今天》创刊号上,题目改为《回答》,《诗刊》翌年第三期予以转载。《今天》与《诗刊》上的这首诗,写作时间均标为一九七六年四月,但真正改定的时间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其时,北岛油印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陌生的海滩》。学界今天一般将“新时期文学”的起始
一 如何理解战争日益涌现的时代? 走过叙利亚、乌克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现场后,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这些冲突是否存在普遍性,或者说共同的线索?这个问题不仅是普通人对世界局势的忧心,即便处于冲突中的人也不免问道,你去过“那里”,和“这里”有什么异同? 站位正确而接近平庸的回答是回避式的:每一个冲突都是特殊的,拥有独特背景而拒绝被普遍化。实证主义的回应是技术性地把冲突的某个侧面拎出来,例如
前些时候,风头正盛的埃隆·马斯克曾经言辞激烈地抨击F-35战斗机制造商无视无人技术的迅猛发展态势,断言有人驾驶战斗机面对武装无人机“毫无胜算”。马斯克对无人机时代崛起的预测固然来自他一贯秉持的技术沙文主义,却也获得了战争实践的积极回应。随着俄乌冲突进程的加剧,双方组建了专门的无人作战系统与反无人机特种部队,利用无人机进行集群攻击、自杀式袭击和远程打击。这场被媒体称作“无人机竞赛”的战事足以表明,无
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 1906-1975)去世四年之后,所罗门·伏尔科夫出版了《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一书。这本精心制作的畅销书精确把握住冷战时代的脉搏,以虚虚实实、亦假亦真的手法,塑造了高度契合西方时代精神的肖斯塔科维奇形象。如何消除伏尔科夫的影响,如何逆“后真相时代”的浪潮,让肖斯塔科维奇离历史真相更近一步,至少离精心的扭曲稍远一步,这是严肃学者
一 自司马迁在《史记》中首设纪传体,史传传统便开始深刻影响中国的文艺,尤其是叙事文学。在正史书写之外,加入列传,固然是一种补充和调和,使得宏观与微观、集体与个体、政经与人生、理性与情感,都能在历史书写中得以呈现。此后的官史也好,传记文学、英雄传奇、世情小说也罢,都是在不同程度上继承此浩浩荡荡蔚为大观的史传传统。 但史传之“传”终究摆脱不了“史”的束缚。刘勰早就认为小说之流,“盖稗官所采,以广视
襄十一年《传》:“公如晋朝,且拜士鲂之辱,礼也。”杜《注》:“士鲂聘在此年夏。嫌君、臣不敌,故礼之。”杜预此《注》“故礼之”,宋刻经注本及注疏本之宋沈作宾本均同,注疏本之刘叔刚本及阮元刻本作“故曰礼之”。金泽文库卷子本及明嘉靖建刻《十三经注疏》本、清殿本、阮刻本作“故曰礼也”。然诸《十三经注疏》本不能见卷子本,其亦作“故曰礼也”,当据《传》“礼也”而改宋本。详审杜《注》,作“故礼之”最合《传》意。
《红楼梦》第二十二回,贾母给薛宝钗过生日,摆酒唱戏。凤姐说一个小旦的扮相像某个人,让大家猜。众人都看出来了,但都不说,唯独史湘云嘴快说“像林姐姐”,宝玉赶紧给她使眼色。这下,把湘云和黛玉都给得罪了,事后宝玉两头劝,两头不讨好。 简·奥斯汀塑造的爱玛,海伯利屯上流社交界的宠儿,一次嘴快当众开了个玩笑,令贝茨小姐下不来台。事后,奈特利先生的处理,就显示出了他的成熟和善良。他先创造了一个独处的机会,然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是顾炎武的学术准绳与人生圭臬。语出《与友人论学书》:“愚所谓圣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题中所指友人当为北学宗师孙奇逢。《孙征君先生日谱录存》康熙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在西方文学里,散文随笔是很不被看重的文体,和中国古代的情形正相反。在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里,被列入的伟大和重要的作家,纯粹的散文随笔作家只有蒙田一人。但博尔赫斯很推崇散文,在谈到散文与诗的区别时,说过一句精彩的话:“散文是诗最困难的形式。”他后来补充解释说:“证据大概是有些文学从未抵达过散文这一事实。”比如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在五个世纪里产生了令人敬佩的挽歌和史诗,但留下的散文实在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