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战略下提出的重要发展概念,正快速成为国家宏观政策引导、社会舆论关注与学术研究探讨的核心议题。基于政策文件、舆情文本和科技文献等3类数据,运用LDA主题模型和代表词共现分析方法,识别并比较三大话语体系中的主要主题与核心词汇,构建“新质生产力”知识图谱,揭示其认知共识的结构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3类话语体系在“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未来产业"等关键词上达成语义共识,但在立场定位、功能诉求与演化进程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显示,新质生产力在政策、舆情和研究维度上均呈现出从概念提出到理论建构、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的系统演进趋势。此外,通过对地方政策文本与实践举措的分析,提炼出我国不同地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多维路径特征,其核心维度涵盖组织机制、政策体系、区域策略与产业协同等方面。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新质生产力认知共识的理论阐释与政策落地路径的学理解析,更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完善与实践创新提供了知识支撑和决策参考。
摘要:企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推动主体,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能够为自身带来技术向"新”发展提“质"的新形势,而数智技术在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应已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选取2023年9月至2025年3月期间的299篇相关期刊文献,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系统解析文献的发表年度分布、关键词战略坐标、关键词聚类情况以及研究热点演进脉络,并从驱动因素、实践路径、赋能结果、理论视角等维度展开定性分析,最终构建数智技术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领域的知识框架,并提出未来研究展望,以期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摘要:工业互联网是中国加速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从国家战略视角出发,系统性考察中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演进过程,揭示其演化的内在逻辑和本土化特征。中国工业互联网的创新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沉潜积淀阶段(2009—2015年),效率逻辑主导下国家战略牵引的自由试水;重点突破阶段(2016—2019年),创新逻辑主导下有组织的系统推进;赋能重构阶段(2020年至今),安全逻辑主导下“以我为主”的多元探索。国际国内环境是中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的基础条件,准确把握其态势是推进长远战略布局的前提;发展战略与政策是核心驱动,确保了战略大方向的稳定性与具体路径的灵活性;技术创新与应用是落脚点,充分体现了政府积极引导和企业主导的良性耦合互动。中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呈现出新型工业化的本土特色,形成了不同于欧美国家体系化推进工业互联网的创新发展路径,为洞察中国工业互联网未来演进方向提供了重要启示。
摘要:ICT产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石。中国在该领域虽已形成一定的研发优势,但仍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亟须对ICT技术的突破路径进行深入探讨。基于ICT产业发明专利数据,运用熵值法识别关键核心技术,并结合网络分析方法展开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美国、日本、韩国与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的会聚情况上存在显著差异。中国ICT产业的发明专利申请总量位居全球第一,但关键核心专利拥有量仅位列全球第三,凸显出“重数量轻质量"的结构性问题;四国在下一代信息网络、电子核心以及新兴软件等领域各具特色,均展现出一定的技术竞争力,但ICT产业技术研发突破路径存在差异。其中,美国采用“多产业技术领域融合发展 .+. 跨技术部类交叉融合 ?+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日本依托“领先技术高质量发展需求 + 技术内部类别融合 ?+ 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深度协同合作”的路径;韩国采取“多领域技术浅发展 + 技术内部类别融合 + 领军企业带动创新联合体"的模式;而中国则以“领先技术高质量发展需求 + 技术内部类别融合 + 领军企业带动创新联合体”为核心突破路径。基于此,我国可在关键核心技术基础共性研究领域积极借鉴美国经验,在优势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合理参考韩国模式,着力构建以科技领军企业为主导、全链条协同的创新生态体系。
摘要:基于"主体结构—过程机制—制度形式”三维框架,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系统剖析浙江省"揭榜挂帅"攻关制度的差异化实践(金华平台型、绍兴联合体型、宁波赛事型),揭示其运行机制与理论创新特征。研究实证了“揭榜挂帅”制度在破解信息不对称、精准对接需求、整合全球资源、强化转化激励等方面的核心效能,其成功关键在于“需求牵引一资源协同—政策保障"的三元耦合逻辑,以及推动政府角色从主导者向创新生态架构师与规则守护者的战略转型。具体实践中,各地基于区域禀赋与产业情境衍生出适配性路径,为新型举国体制下重构科技攻关范式、高效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供了兼具理论普适性与实践操作性的“浙江样本”,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速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摘要:促进科技创新与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耦合协调理论,以2017—2022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时序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测算科技创新系统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运用障碍度诊断模型识别影响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研究发现:研究期内,我国科技创新系统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系统存在高水平耦合关系;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目前仍处于低水平的协调状态;省域间的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区域层面的耦合协调水平呈现“东高西低”,且由东部沿海向中部、东北部、西部依次递减的演变态势;科技创新对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提升的制约作用最大,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国内3种专利申请授权数、R&D人员全时当量、R&D经费内部支出、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的我国科技论文数等是核心障碍因子。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推动科技创新与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提供参考。
摘要:数字化变革驱动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传统行业壁垒逐步弱化,两大产业加速向“工业4.0"或“智能制造”导向的生态体系深度耦合。基于熵权TOPSIS和SWOT定量模型,针对我国八大综合经济区构建“数字赋能—产业耦合—区域适配战略”分析模型,系统解构数字经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的关键要素和适配战略。研究发现: ① 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各综合经济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耦合呈现显著空间异质性,存在耦合覆盖面狭窄、渗透深度不足、协同效率偏低等特征,整体形成结构性失衡的低阶耦合形态。 ② 将我国综合经济区划分为4个战略梯队,第一、二梯队应采取实力开拓型战略,第三梯队应采取崛起开拓型战略,第四梯队应采取保守型战略。 ③ 各综合经济区须制定适配的战略跃迁路径,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耦合发展和产业升级。研究为实现数字经济条件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耦合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