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对新时代以来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第一,在洞悉全球治理发展大势、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彰显了中国的历史自觉、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第二,全球治理倡议跳出了全球治理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窠臼,与中国以往的全球治理主张一脉相承,具有严密的理论逻辑;第三,新时代以来,中国在发展、安全和文明三大领域的全球治理实践,实现了从地区走向全球、从边缘走向中央、从遵约走向改制创制的重要转变。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行动经验更加丰富,这为全球治理倡议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不仅需要各方在理念上进一步凝聚共识,还需要推动倡议在具体领域、地域的实践中尽早见效,形成示范效应,从而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注入强劲动力并提供持久支持。
【内容摘要】 全球治理倡议不仅是中国为全球治理贡献的又一公共产品,也是中国外交理论创新的又一标识性概念。该倡议以“五个坚持”为核心,将“中国之治”的本土经验升华为“中国之智”,实现了与西方全球治理理论的对话。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具有坚实的逻辑前提,既是应对空间革命下全球治理权力结构变革、破解现行体系代表性与有效性不足等难题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必然选择。全球治理倡议的内涵在与西方传统治理理念的分异中实现知识生产:主权平等指向全球正义和“有为政府的治理”;国际法治强调基于“良法”和“国与国平等”的治理;多边主义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系性”与“和合共生”;以人为本不仅完成了以“人本”对“人权”的理论超越,还与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人民至上”原则一脉相承;行动导向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发展和应用,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摸着石头过河”经验的总结与传承。全球治理倡议必将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之柱,搭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全球传播与文明互鉴的桥梁。
【内容摘要】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本质逻辑对传统公域理论构成了根本性挑战。传统公域理论的讨论大多聚焦于竞争性稀缺资源、相对平等的权力结构以及清晰稳定的系统边界。而人工智能中的算法与数据资源具有复合特性且能衍生出新型的能动性权力,其治理结构呈现出由少数大国与科技巨头主导的态势,其治理体系的系统边界则处于快速的动态演化之中。这一“范畴误置”削弱了传统理论的解释力,更在实践中直接催生了以规则壁垒和生态垄断为特征的技术竞逐。面对这一困境,“智能公域”的范式转向致力于打破技术垄断与规则壁垒,将全球南方的参与能力、话语提升和技术发展纳入核心议程;通过推动形成包容制衡的权力格局、功能性的共生合作与敏捷的适应性学习,以期实现对人工智能发展和扩散的有效治理。这一转向为解决当前治理碎片化问题、构建更具包容性与韧性的全球技术秩序奠定了新的逻辑基础,也将持续影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演进方向。
【内容摘要】 在中国、美国等技术领先大国竞相布局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欧盟《人工智能法案》落地实施的背景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分化态势进一步加剧。在此背景下,“主权人工智能”策略逐渐成为中等国家维护数字主权、拓展技术发展空间的战略抓手。其中,荷兰、新加坡、韩国这三个典型的中等国家在主权人工智能发展领域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三者在战略自主性、国际合作策略和技术禀赋等方面,均采取“国内主动擘画、国际多边跟进、技术力求自主”的策略,并结合各自的经济体量、外交影响力和技术禀赋打造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系统,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中等国家仍受到算力基础薄弱、市场容量有限、人才短缺及地缘政治博弈等因素的结构性制约。因此,中等国家应通过差异化竞争、区域治理扩散与微型技术霸权来应对规模与资源层面的问题,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共同制定规则的跃迁,并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合作契机。对于中国而言,也需以更精细化的策略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向纵深发展。
【内容摘要】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延宕,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全球安全治理面临重大挑战。当前,应对国际安全困境本质上取决于两种安全观的博弈。本文提出的全球南方安全观核心是内源性安全观,即认为不安全感主要来自国家内部和地区内国家间可能出现暴力冲突等内源性因素。该理念主张通过增强国内政治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升国家层面的安全韧性;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地区安全问题,提升地区层面的安全韧性。作为对照,以北约等军事同盟为代表的外源性安全观认为,不安全感主要来自敌对国家可能发动武装侵略等外源性因素。该理念主张通过建立集体防卫性质的军事同盟以威慑假想敌。本文通过与西方外源性安全观的比较,系统阐述全球南方内源性安全观的主要内涵、形成原因与核心特征,并以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为案例,展示全球南方国家践行内源性安全观、实现地区安全稳定的实践成就。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与内源性安全观具有高度共通性,将进一步丰富全球南方安全观的内涵。
【内容摘要】 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呈现出显著的安全化特征。这一政策的演变逻辑主要源于美国在四个维度上的对华认知发生深刻变化。第一,对华经贸理念发生结构性调整,从全球化自由贸易理念下的“接触与纳入”转向追求双边“公平贸易”下的“竞争与排斥”;第二,对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认知出现逆转,由强调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效率增益转向聚焦经贸互依关系中的脆弱性风险;第三,制造业外迁归因机制发生转变,从认为是市场规律驱动的产业升级转向归咎于中国“不公平竞争”造成的市场扭曲;第四,对华科技合作重新定性,由视其为促进政经交流的纽带转向定位为国家安全面临的“系统性威胁”。以上四个方面的认知变化导致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即经贸议题逐步安全化。美国调整对华经贸政策的过程,实质上是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内部问题外部化的过程,进而在“竞赢”中国、维持霸权地位的同时,掩盖其制度缺陷。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国对华经贸政策“选择性安全化”的趋势愈发明显,中美在经贸领域的竞争烈度将更多取决于双边谈判与策略博弈的动态平衡。对于中国而言,厘清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何以安全化,有助于全面把握美国的政策意图,在互动层面采取更为有效的应对策略,从而避免中美经贸合作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内容摘要】 自20世纪40年代半导体产业兴起以来,美国为了维护其在这一产业领域的核心地位,不断调整其半导体供应链战略。20世纪60年代,美国塑造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以应对苏联的战略挑战;20世纪80年代,美国优化半导体供应链以应对日本的经济挑战;2017年以来,美国重塑半导体供应链以应对中国的所谓“全面挑战”。基于网络性权力理论,本文认为,一国的半导体供应链战略包括“自强”和“抑他”两种类型,并从法理、物理和关系三个维度实施。另外,通过对美国对日、对华半导体供应链战略的比较,可以发现美国使用网络性权力的方式及效果各有异同。基于此,中国要从法理维度提升自身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的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从物理维度加大科研投入并着力完善国内半导体产业生态,从关系维度强化国内半导体供应链与全球供应链的融合。
【内容摘要】 乌克兰危机凸显俄罗斯战略叙事在重塑认知基础与确立政策合法性方面的关键作用。本文基于“自我—他者”二元结构,构建了俄罗斯三维战略叙事体系的分析框架。研究表明,俄罗斯通过时间维度的历史记忆激活、空间维度的地缘符号重绘及情感维度的情绪触发,形成“荣光—羞辱”动力机制,将军事行动诠释为历史使命延续与文明边界防御。该体系呈现鲜明的政治标签化、历史比附化与国家意志化特征,旨在重塑俄罗斯的大国形象,并为其实行对抗性战略提供话语支撑。然而,该体系存在显著局限:俄、乌间不对称的力量结构与紧密的历史文化联系削弱了叙事可信度;高度政治化特质导致该体系陷入“反应式”叙事困境;对抗性战略目的亦阻碍其对近邻国家与美西方受众的有效情感塑造。本质上,俄罗斯战略叙事是一套高度政治化的认知塑造机制,在强化内部合法性与动员效能的同时,也固化了与外部世界的对立结构。本研究通过解析该机制的运作与困境,为理解大国在冲突中的叙事竞争提供理论参考。
Abstracts The Triple Logic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and China’s Great Power Responsibility LING Shengli Abstract: The launch of China’s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represents both a d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