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 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发展整体稳定,但也因应时代发展需求,顺应学科发展内在要求,呼应一些偶发事件,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亮点是出现了数篇恩格斯文艺思想的高水平研究文章;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理论体系构建、党的文艺政策研究方面出现了有创见的成果,而在“两个结合”方面则显露出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因詹姆逊去世,集中出现了一批总结其理论贡献的文章。另外,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研究“物”与“人”之关系也成为新的热点。
摘要:延安文艺工作是在战争背景下随时调整策略的动态变化过程,源于多重历史主体的塑造,也与现实语境的错综变换相关。既往研究或着眼于领导人的理论构想,或着眼于知识分子主体,或集中在部分经典作品的读解,而对上述要素之间的互动关注不足。延安文艺制度的形成并不是政治家设计的结果,制度的落实依赖现实的结构。梳理《文艺突击》《大众文艺》《文艺月报》等报刊,有助于勾勒 1937—1942 年延安在文艺生产方式方面的不断调整及其现实语境。无论是抗战初期对战地服务团的推崇,1941—1942 年“杂文时代”思潮的形成,还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秧歌戏、报告写作与旧戏改造,都诞生于中共与文化人在同一文艺场域内的持续互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对这种长时段经验探索的总结,既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有赖战时语境的塑造。
摘要: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历史”,西班牙内战因其理想化色彩与政治光谱的复杂性成为世界文艺中的经典命题。这一命题在进入抗战时期延安译介空间的过程中,发生了从“新闻事件”到“文学事件”的转变。在《红色中华》等报纸对西班牙内战进行报道的基础上,“中国- 西班牙”之间的革命“同志”叙事逐渐形成,延安知识分子通过开展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学译介活动,引入国际左翼知识分子书写西班牙内战的视角,在延安的译介空间中建立起“中国 - 西班牙”的对话关系。对延安译介空间中围绕西班牙内战开展的译介活动作出考察,可理清延安构建跨越国族界限的左翼共同体的行动轨迹,并深入理解这一共同体叙事的核心逻辑: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摘要:延安平剧运动时期,文艺界围绕中国戏剧如何发展,产生了激烈的认识分歧与理论争鸣。戏曲存废之争有效回应了“五四”以降质疑传统戏曲的声音,为保存以平剧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艺术提供了信念和理论上的认识支撑。内容与形式之争深化了人们对平剧艺术规律的认识,为传统戏曲的现代转型提供了认识指导,成为戏曲现代化进程中新编现代戏的重要思想来源。戏曲改革理念论争提高了解放区戏剧界在戏剧改革与创新方面的认识,激发了戏剧创作主体在平剧改革实践上的创新意识,给平剧改革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认识和经验支持。
摘要:延安文艺在张家口、石家庄等华北城市的展开,是其从乡村走向城市、从游击走向规范、从地方走向全国的关键环节。抗战胜利后,八路军及大批文艺工作者进驻张家口,将之改造为“人民的城”“民主的城”与“北方的文化新城”。张家口成为共产党治下城市的范本,城市也开始成为新的“根据地”。但“进城”带给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强烈的身份焦虑:一方面,他们感受到“城市在召唤”,迫切希望进入城市;另一方面,他们又陷入“小资产阶级思想与习惯”复苏的担忧与改造“艺术作风”的困境。只有在工人文艺运动中进一步进行思想情感改造,才有望完成主体重塑。“进城”对延安文艺提出了专门化、职业化以及一体化的要求,并为之创造了条件,为“新中国文艺”的生成做了准备。
摘要:20 世纪 30 年代,北平存在着形式多元、内容各异而参与人员相互重叠的多个文人交往空间。其中,朱光潜组织的“慈慧殿三号”读诗会以诵读为主,关注文学本体问题,其“纯文学”的鲜明指向吸引了大量“诵读者”参与,尤其是京派文人群体及清华、燕京等大学的青年学生。读诗会专注于从方言、文体、语体等不同维度对文学文本开展“有声”的诵读实验,以声音经验构筑文学的“公共空间”,触发京派对新诗格律的进一步探索:追求诗歌形式与实质的和谐融贯,从生理和心理作用机制探讨诗律,以及持续关注诗歌节奏以推进新诗诗学理念的更新。
摘要:农业合作化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推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化运动,社员结成土地共有、共同劳作、按劳取酬、统一分配的利益共同体。西戎的短篇小说《赖大嫂》通过描述一位自私自利的农村妇女三次“养猪”经历,生动地揭示了这个共同体内部“物”与“人”的矛盾如何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出了如何对待劳动者利益的问题。这些矛盾是合作化运动制度弊病和治理困境的体现,也是我国农民在合作化运动时期从生产生活方式到个体身份、私有观念艰难转换的反映,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其中反映的问题对解决当下“乡村振兴”问题而进行的“新乡土主义”的社会实验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摘要:《平凡的世界》中的双水村以清涧县石嘴驿镇王家堡村为原型,其中所涉事件大都有本事依据。路遥综合“技术”与“道德”的标准操作本事材料,呈现改革开放前中国乡村“小历史”与“大历史”之间的复杂博弈局面。为了在“未名”的世界中建构历史趋势,路遥利用 20 世纪 60年代的辩证哲学资源,以“物质”和“人情”之间的辩证否定,逆转彼一时期的价值判断,将当时的现代化改革进程叙述为历史的必然。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通过提供一套关于平等正义、共同富裕的“辩证乌托邦”想象,感召亿万读者投身改革洪流,客观上为中国的现代化作思想动员。
编者按:近年来,在文艺领域,特别是影视领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不但极大地活跃了创作,而且触及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评论界认真研究、总结,努力将其理论化、普遍化,再回馈创作,实现创作与评论的良性互动。青年文艺论坛自举办以来就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聚焦文艺热点与前沿问题。2025 年3 月6 日举办的第111 期青年文艺论坛邀请了编剧以及、、等学者,以电视剧《山花烂漫时》为样本,探讨“主旋律”叙事的
摘要:电视剧《山花烂漫时》的成功,显示出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个人化或“去政治化”方式进行主旋律创作的突破;同时,这也意味着新一代受众群体感知结构和美学风尚的变化。张桂梅的力量来源是周边普通人的支持,而对社会新人的培养则是这部电视剧最重要的主题。
摘要:《山花烂漫时》是 2024 年的热播剧。这部电视剧之所以引发观众强烈共情,一个重要原因是赋予张桂梅的核心关切以“平等”的底色。根据该剧的历史脉络、现实处境对其表达策略进行分析,进而探究其未完成的深层叙事,是理解该剧的一个必要路径。由于今天影视剧对大众的价值认同与情感结构日益发挥着重要影响,影视剧的表达和观众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都反映着社会现实意识形态的征候,所以,该剧对这一问题的呈现也彰显了“平等”对 20 世纪中国的意义,进而折射了其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境遇、意义空间和可能性深度。
摘要:近几年,越来越多带有新的艺术特点的影视剧创作给新时代现实主义理论讨论带来新的空间。《山花烂漫时》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审视新中国文艺创作、现实主义演化的视角。在价值观上,《山花烂漫时》准确写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的理想和信仰的存在方式;在艺术方法上,它成功地将人物置于丰富的社会关系中加以塑造,超越了情节剧以构造情节为核心的塑造人物的简化模式,将人物的丰富性、主体性呈现给观众。《山花烂漫时》的成功,说明新一代的创作者在与市场的博弈中,正在创造一种全新的现实主义艺术方法。如何深化对这种新的现实主义的认识,是文艺批评者需要直面的理论问题。
摘要:戏剧中的声音成分是广义的,泛指舞台上一切构成艺术语汇的声音成分,包括乐器和演员奏、唱出的音乐旋律,演员在舞台上读出台词的声音、演员歌唱的声音,等等。直到近十年,世界上关于戏剧声音历史、理论及应用的研究才有所发展。我国在戏剧声音研究上相对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声音为戏剧表演、舞台行动服务的质量。戏剧声音与表演创作只是声音与戏剧关系的一种体现,从戏剧最基础的演员形象塑造和观演关系出发,对戏剧声音所辖范畴进行历史、理论和实践应用层面的研究,必将推动我国戏剧艺术发展。
摘要:以接受美学为理论工具,对儿童剧《象北旅行》的召唤结构、观演互动的意义生成、儿童主体性激活路径进行分析,可发现该剧通过“留白—填补”的对话过程实现价值观内化的规律,进而揭示其价值传递机制,即通过角色代入、情感共鸣、认知重构三重机制,使儿童观众在参与式体验中完成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建构的价值认知跃迁。这一艺术探索,为新时代儿童剧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思路。
摘要:2024 年是中国游戏研究蓬勃发展的一年,其研究特色可概括为“一大现象”“两大议题”与“四大视角”。《黑神话:悟空》的文化现象引发有关游戏内容玩法、产业经济、文化符号与传播效果的研究热潮。游戏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国际传播成为热点议题。游戏研究的理论视角仍以产业、玩家、应用与本体四类为主。与英语学界相比,我国的游戏研究视野相对宏大、研究议题聚焦产业发展和文化现象,本土化理论创新融合了国家主流话语,具备一定的中国特色;同时也存在明显短板,如追逐热点却缺乏常态化研究、理论建构深度不足且创新不多、专门化期刊和学科建设进度落后等。游戏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
摘要:王炜是中国当代木刻肖像画领域的杰出代表。自 1962 年起,他专注于现实生活人物、革命历史人物及中国新兴木刻先驱的肖像画创作,作品丰富而深刻。其现实生活人物肖像画展现了对人性本质的深切关怀与日常生活的抒情表达,而革命历史人物肖像画和新兴木刻先驱肖像画则体现了对文化记忆的自觉建构与传承。通过肖像画,王炜将个人情感、艺术表达与时代叙事紧密联结,展现了其对个体生命与时代精神的深刻理解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