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为了有效提振内需,我国不仅要加码增量宏观经济刺激政策,更要不断提高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效率。为此,要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手段的效率,实现短中长期经济政策的优化组合,探寻结构性政策的有效边界。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离不开地方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要重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机制,使针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和约束对称化,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更好发挥地方政府在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中的作用。
摘要:中国制造业存在的“内卷式”竞争现象表现为横向“价格内卷”和纵向“链条内卷”两个维度。在对“内卷式”竞争现象进行描述分析的基础上,基于产业组织理论中经典的“市场结构S(Structure)—竞争行为C(Conduct)—企业绩效P(Performance)"分析框架,围绕“宏观结构(内需与外需)—中观结构(平台与产业链)—微观结构(企业规模和数量)"三个层面的市场结构变化,系统探讨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现象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三个层面的结构变化导致了我国制造业企业“价格内卷"和“链条内卷”行为,最终影响了制造业利润及其高质量发展,尤其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平台企业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制造业“内卷式”竞争,引致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风险。综合治理制造业“内卷式"竞争,亟须从促进技术创新升级、优化产业链协同机制、完善市场监管体系、改善内需结构、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方面协同发力。
摘要:我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增量做优、存量盘活、质量提升”并行的新阶段。新型工业化是动力引擎,新型城镇化是衔接纽带,乡村全面振兴是基础支撑,三者互为补充、互为关联,统筹三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选题,也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必答题。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以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核心,以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关系为基础,从增量、存量和质量视角切入,形成历史和国情特定的统筹框架,提出三类路径组态:以技术创新为支撑的增量做优,打造工农城乡发展动力源;以城市更新为支撑的存量盘活,激活工农城乡发展潜力池;以品质焕新为支撑的质量提升,绘就工农城乡发展新图景。
摘要:传统的“投资于物”模式已难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推动“投资于人”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然而,当前我国“投资于人”存在整体投入力度不足、社会资本参与度低、传统投资导向惯性以及体制机制僵化等问题。应对这些挑战,应推出五大战略性工程: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实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工程,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推动教育公平;完善公共健康体系,实施全民健康与生育支持工程,通过增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优化生育支持政策,保障全民健康并应对人口老龄化;统筹教育与技能体系改革,实施职业技能提升与创新人才激励工程,构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并改革人才评价机制,提升人才质量与创新能力;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实施民生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完善工程,解决养老、就业等民生问题,提升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质量;构建“投资于人”的长效机制,实施人力资本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工程,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通过优化政策环境、改进资源配置、激励社会资本投入,确保各项人力资本投资得到有效落实。
摘要:202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可喜的企稳向好迹象,但经济增速仍低于潜在水平。中国经济运行“气滞血瘀”,居高不下的地方债超过地方政府财政税收承受能力,在化债压力下地方政府从企业和居民部门筹集财政收入时力度加大、动作变形,抑制了企业和家庭部门的积极性;同时,地方政府还债资金集聚于金融部门,而金融部门又无法将这些资金投向企业和家庭部门。政策的关键在于实现从传统公共财政向现代公共金融的理念转变。传统公共财政着眼于短期财政平衡,当短期资金不足时发行债务,并期望短期内还清。而现代公共金融理念则认为:政府应为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最好、信用评级最高的国债,作为金融市场金字塔的底座,从而把金融和财政问题统筹加以考虑和解决;政府要从反映存量的资产负债表出发,而非仅从每期资金流量表出发,考虑国债发行;政府要以长期而非短期收支平衡为目标。中国当前具备大规模发行国债的良好条件。基于这些考虑,提出一揽子建议,包括发行30万亿元国债用于置换地方债;加快消化房地产库存;消化过剩产能;加大扩内需政策力度;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持续用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些政策如果付诸实施,中国经济有望走出当前“气滞血瘀"的状态,迈入高质量、中高速发展的新周期。
摘要: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在当前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结构不断优化、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缩小的大背景下,农民持续稳定增收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具体包括农民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偏低、农业产业链的联农带农效应不足、种粮农民持续稳定增收面临困难、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存在机制障碍、农民增收韧性不足等。然而,农村内部整体公平程度较高,数字乡村建设为农村经济发展培育了新质生产力,欠发达地区农村存在后发优势,城镇化持续推进,使得农民具备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期潜力。综合考虑当前农民持续稳定增收面临的现实困境和长期潜力,提出完善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机制、夯实农业产业链联农带农机制、建立种粮农民增收保障机制、健全农民收入风险应对机制、探索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路径、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建议。
摘要:农村集体经济蕴含经济和社会“双重属性”,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对于优化村庄公共品供给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社会经济"理论视角,构建“集体经济发展—村庄治理改进一公共品供给优化”的分析框架,并结合三个村庄案例,考察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优化村庄公共品供给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理论分析表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影响主要通过治理资源支持效应、治理主体重塑效应和治理机制优化效应三个维度来实现,且不同维度之间呈现正向反馈循环的“三圈式”关联机制。案例经验显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仅能够直接强化村庄公共品供给的物质基础,而且有利于推动农民主体性重塑和村庄治理机制优化,进而间接提升村庄公共品供给绩效;在不同的集体经济发展类型和现实情境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方式和侧重点存在一定差异。应高度重视农村集体经济的“双重属性”,进一步激活和发挥其在促进乡村善治、培育提升村庄内生型公共品供给能力中的作用。
摘要:技术、经济、治理三者存在深刻交互关系。数字化技术一经济范式的广泛渗透为解决既有乡村治理问题、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带来了机遇,也因治理内容、互动结构等全面变革带来诸多新挑战。当前各地积极探索乡村治理数字化路径并取得积极成效,但在建设方式、方案供给、数据统筹、应用主体等方面仍然面临较多阻滞。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更加深入地将数字思维、数字技术应用于乡村治理各方面,既解决传统乡村治理存在的短板堵点,又积极妥善应对数字化发展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增强乡村治理体系与数字化技术一经济范式的匹配性,加快建立起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的新型乡村治理机制。
摘要:生态产品价值市场化实现是推动“两山”转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路径。分析生态产品价值市场化实现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机制,并基于“生态银行”试点政策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生态产品价值市场化实现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该结论得到“生态银行”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的验证,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第二,生态产品价值市场化实现通过促进市场主体创业、推动生态资源产业化和引致政府生态调节服务产品购买三个途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该结论经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三,在“生态银行"试点政策背景下,市场主体融资模式和地方政府财力水平对政策效果产生异质性影响。
摘要:“十四五”时期,中央对数字政府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在履职能力、平台支撑、数据资源、制度规则、安全保障、数字赋能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十五五”时期数字政府建设面临诸多挑战,数字政府服务能力、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资源潜能挖掘、数字政府制度构建、数字政府安全保障、数字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仍存在短板。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十五五”时期数字政府建设“六个新”的建议,即加快打造数字政府高效服务新体系、建设数字政府新基础设施、挖掘数字政府数据新潜能、构建公平规范的数字政府新制度、建立牢固可信可控的数字政府安全新保障、以数字政府赋能经济社会新发展。
摘要:ESG评级是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长期价值的重要指标,然而“公理性”和“公度性”缺失引起的ESG评级分歧给企业绩效带来的负面冲击成为制约企业可持续运营的一大难题。以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ESG评级分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基于融资约束理论、制度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ESG评级分歧显著抑制了企业绩效,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旧成立。机制分析发现,ESG评级分歧通过强化融资约束、削弱创新能力、降低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抑制企业绩效。异质性检验表明,对于信息披露质量高的企业、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ESG评级分歧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这对于规范ESG信息披露标准、增强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